原标题：德国大妈与纳粹“巷战”30年
为清除种族主义与纳粹标语，她跑遍德国甚至去其他欧洲国家
2016年9月1日。
喂完三只猫，挎上相机，70岁的德国退休女教师伊梅拉。门萨-施拉姆关上家门。提着的白色布包里，装着刮铲、涂鸦喷漆和香蕉水。
她在柏林的街头四处张望。
灯杆、护栏、街墙、邮筒、广告牌……
她寻觅着，那些含有纳粹和种族主义的贴纸和涂鸦：“德国是德国人的”：“外国人滚开”：“关闭难民营”……
发现了，施拉姆就先用相机拍下来，记录下时间和地点，然后，把它们一点点撕下来，或者，用刮刀铲除。
如果是涂鸦，就用喷漆把它们覆盖。
德国的网友把施拉姆称为“喷漆奶奶”（S p ra ye r-O m a）。但她更喜欢自称“政治清洁工”（P olitputzer）。
过去3 0年，施拉姆跑遍了德国，甚至去欧洲其他国家，跟“新纳粹”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巷战”。
她被“敌人”打伤过，也遭遇到不解与反对。有些地方的当权者也不欢迎她的出现。
她从未“缴械投降”。
她越挫越勇。
战争
30年前，9月1日，施拉姆去上班。
在家门口的公交车站上，她发现了一张贴纸，上面写着要求“释放纳粹副元首鲁道夫。赫斯”的字句。
赫斯曾与希特勒在同一监狱服刑。在狱中，他执笔撰写了希特勒口述的《我的奋斗》一书，并成为希特勒的心腹。
施拉姆生于斯图加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图加特的市中心几乎被空袭完全摧毁。
施拉姆一岁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纽伦堡宣判，赫斯终身监禁。
看到这张贴纸，施拉姆感到震惊。但她没有撕掉那张纸。在公交车上，她为此自责，“那有一张宣扬纳粹的贴纸，你为什么不把它撕掉？”
一整天，她都忘不了这件事。
下班回家，那张贴纸还在。施拉姆用钥匙把它刮掉了。“当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我至今都还能体会”。
施拉姆的“战争”打响了。
下班后，或者周末，她开始在西柏林到处搜寻那些含有纳粹和种族主义的贴纸和涂鸦：“德国是德国人的”：“外国人滚开”：“关闭难民营”……，将其清除。
那种被痛恨和被视为异己的“不舒服”曾发生在她的身边。
施拉姆的父母离异，她在寄宿学校长大。她姐姐嫁给了一位印度裔德国人。结婚前，学校的老师居然劝她，一定要阻止。因为“德国家庭中不应掺入外国人的血”。还有邻居对她的姐夫说，“洗洗吧，你像一只肮脏的猪”。后来，她在柏林一所特殊学校任教，学生都是精神受损的孩子。
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她认为，这是自己的使命，并尽其所能。
施拉姆说，她坚持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仇恨消失在街头，也想引发人们反思，最终让仇恨消失在人们心中。
开始，没人觉得，施拉姆能打赢这场战争。
在街上，清除贴纸，常常有人骂她。
有一次，她在路边清除纳粹标志，有个年轻人向她走来。“你在做什么？”
“我正在清除一个纳粹字符号。”
“不，它应该留在那儿。”
“不，应该清除。”
“我跟您说过了，它应该留在那！”
“已经晚了！因为现在它已经被清除了！”
年轻人环顾四周，冲向她。施拉姆慢慢走向对方，在他面前站定。“我开始无所畏惧地笑，并直视他的眼睛。他就像受到惊吓一下，转身就逃走了。”
讲述这个故事，施拉姆的脸上充满骄傲。
1992年，在火车站，当她用喷漆清除一处仇恨标语时，柏林交通公司的安保人员甚至推搡她，弄伤了她的颅骨。
威胁与恐吓，发生在街头的隔空对话。
德国媒体报道说，新纳粹组织痛恨她。至少在柏林地区，右翼组织里的人都知道她。他们掌握有关她的一切：长什么样，住在哪里。
在柏林西南，差不多100个地点，曾出现印有施拉姆照片的贴纸，上面写着：“施拉姆刮吧，你拿我们根本没办法”。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施拉姆得了癌症。
疾病没能阻止她。她的主治医生甚至建议她，继续做下去。他认为，这种心理激励，有一定治疗效果。
2006年，退休后，施拉姆全身心投入这场“战争”。
2013年，德雷斯顿的反新纳粹游行。
一名新纳粹分子，举起一块大石头，狠狠砸向施拉姆的脸。只差一厘米，就砸中她的眼睛。
“当时，我完全震惊了。”
施拉姆说。
“我不会表露出我的恐惧。”
仇恨
施拉姆没有儿女。
离婚的她独居，三只猫陪伴着她。
柏林西南市郊的不少人，都曾见过她———这个提着白色布袋到处游荡的老太太。
有人和施拉姆打招呼：
“您又来乱涂乱画了？”
“什么？乱涂乱画？！”
“这里写着‘外国人滚开’，我要涂掉这些东西，我可以这么做！”
“您别管，这样挺好的，我的生活没有受影响。”
“我不愿意，我不可以，我也不允许这样生活”。
很多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施拉姆，那些涂鸦者，或贴那些贴纸的人，都应该享有言论自由。
施拉姆针锋相对，“言论自由是有限度的，当仇恨产生的时候，言论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
上学时，柏林的凯文曾帮助施拉姆清除纳粹标语。
但多年之后，两人再次相见，是在一次右翼组织的游行中。凯文正在学校周边，散发德国右翼政党德国国家民主党（N P D ）的宣传品。他已经归顺“敌营”。
他还组建了一个名叫“仇恨核心战士”的小团伙。那年，才17岁的凯文，已成为“N P D”在柏林斯潘道区分支机构的财务主管。
尽管德国刑法典86条规定，在德国境内展示纳粹标志的人将面临最高三年的徒刑或罚款。但总有人使用各种各样的替代暗语，逃避这一条款的制约。
同样在街头活动，凯文说，他从未被德国警察找过麻烦。
但好几次，德国警察对施拉姆说，“你没有权利把这些东西撕掉”。施拉姆以牙还牙，“没有人有权利贴这些东西，而法律也没有禁止我撕掉”。
有一次，施拉姆正在喷漆覆盖在一堵废墙上的纳粹标记和种族主义标语时，有位优雅的老先生走过来对她说，“您比纳粹更差劲！”后来，他还报了警。
警察让施拉姆立即停止，否则将面临指控。
施拉姆告诉警察，“告我我也可以活得很好”。
她回家，等了几周，没有什么指控。
于是她出门，继续清除那片标记。
但处罚和官司，一直伴随着她持续多年的“战争”。
1995年，有个18岁的姑娘，在快轨上，看到施拉姆提着一个写着“反对纳粹”的布袋。
她开始咒骂她，对她行纳粹礼。
施拉姆举起相机拍照。
女孩下车，向站务员报警。站务员停下了列车，让施拉姆也下车。警察到场，了解情况后，女孩遭到指控。
“但法官却在法庭上对我说，您拿着这样一个袋子在外面，也不奇怪有人会给您行纳粹礼”。而最后，法官称理解女孩的举动，拒绝对其进行处罚。
施拉姆觉得荒谬极了。
“纳粹分子有言论自由，而我却没有。”
去年，在一次新纳粹的游行示威活动中，施拉姆对30名新纳粹支持者竖起了中指。
对方以人格侮辱将她告上地方法庭。
最终，对方在最后一刻撤销了这次诉讼。
现在，施拉姆还面临着一起官司。号称不支持种族主义、不支持仇外并反对极端主义的德国组织———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 E G ID A ）控告她损坏物品。因为施拉姆在他们的涂鸦上动了两个字母：把“M erkel m ussw eg”（默克尔必须下台）改成“Me rk e！H a ssWeg”（注意！仇恨消失！）。
说起这个，施拉姆忍不住笑了。
她说，“所有在我清除涂鸦和贴纸过程中弄坏的东西都是可以修复的，然而人的尊严是无法修复的”。
玫瑰
她已经是满头白发的古稀老太。
现在，她仍然在街角，笨拙踮起脚尖，蹦跶着伸长手臂，奋力够向高处，吃力地摇摆上身，铲除新纳粹标签和一切排外的标语。
每个月，施拉姆从退休金中拿出30 0欧元，购买清洁工具和涂鸦喷漆，外出行动的车票和打印照片的费用也从中支付。她外出行动，前夫会来照看她的猫。
在柏林，每周，她会花上25个小时干这件事。
如果到其他城市，每周，她会花上40个小时。
在萨克森州，有一天，她曾干了整整16个小时。除了睡觉，就是清除贴纸。
有人觉得她“疯了”，更多人觉得什么都改变不了。
施拉姆的回答则是：一是要告诉纳粹分子，停下，这里有人不同意您的看法；二是要告诉被仇视的人，你们拥有我们的支持和团结；三是要告诉冷漠的旁观者，如果什么都不做，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
10多年前，她开始记录并统计自己清除的“仇恨贴纸”。至今，数量已达7.4万多张，装满了80多个文件夹。
她将收藏的数万枚“仇恨贴纸”展出。
这个名为《毁灭仇恨》的展览已在德国各地巡回展出了100多场，今年7月，作为“德国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1880年以来”展览的一部分，在德国历史博物馆展出。
过去30年，施拉姆的美好回忆也不少。
有一天，施拉姆清除了200张贴纸。街头，一位年轻人朝她走来。她认识他，新纳粹分子，曾多次威胁她，甚至想要攻击她。他可能就曾是那些在她家墙外涂画“施拉姆，我们抓住你了！”的年轻人之一。
他突然对施拉姆说：
“施拉姆女士，我再也不是他们的一员了。我再也不想和他们有任何瓜葛，我还想谢谢您”。
施拉姆哭了。
“你为什么想通了？”
“我总是给您带来压力，但是您还是毫不动摇，一如既往，让我开始思考。”
还有一次。
一场研讨会后，有年轻人朝她喊：
“施拉姆女士，您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还有一次。
有位优雅的绅士，在看到她在街头撕贴纸，当着太太的面，拥抱了她。
柏林郊外的一些社区，人们受到她的感染。
他们拿起了施拉姆最喜欢的武器“刮刀”，每个月定期散步，清除纳粹贴纸。
施拉姆并没有办法彻底摧毁仇恨。
但她认为，她至少达成了一个目标：很多德国人都意识到，仇恨是被煽动起来的。
她的举动至少让德国人变得比较敏感。
她和不少中小学建立联系，成为校外导师，办讲座，给学生开办工作坊，教孩子们将纳粹涂鸦改成有爱的艺术画。“这让孩子们会对身边这些仇恨变得敏感”。施拉姆向孩子强调，请不要“用仇恨去反仇恨”。
施拉姆获得过几项荣誉，如德意志联邦雄鹰奖章。不过，她后来又还了回去，因为一名国家民主党前政客后来也获得政府这一表彰。
她说，“那些控告才是我最好的嘉奖”。
各国的新闻记者和纪录片导演被她西西弗斯式的行为所吸引，纷纷找上门来。施拉姆为其安排短途“清洁徒步游”（Putz-tour），带他们走街串巷，乐此不疲。
有人尊敬她，也有人认为她干涉言论自由。
有人被她感染，也有任何觉得她走了极端。
施拉姆不这么认为。她说，我并没有因此丧失发现美的能力，也没有忘了去开怀大笑。
常有记者跟着施拉姆一起走。当她停下来拍照，记者问，您又发现了一个纳粹标记吗？
施拉姆说，不是，我发现了一朵漂亮的玫瑰花。
采写：南都记者吴斌
实习生陈思宇 落楠
责任编辑：高玉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