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谱-

　　1944年11月，刘焕新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井沟镇草泊村。这一年他的父亲刘连仁无辜地被抓去日本当劳工，当时，刘焕新还在母亲的肚子里，40天后，他便来到这个世界。从他记事开始，就经常看到母亲以泪洗面的情景，有时不言不语望着他，好像今后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身上。当时他还撒娇地问：我爹哪儿去了，怎么不来抱我？这时，母亲便会揪心地嚎啕大哭一场。以后，刘焕新慢慢懂事了，再不敢问及此事。但看到小朋友在父母的呵护下快乐地生活，没有父亲的他感到非常孤独。为减轻母亲的痛苦，他在学校和家中尽量多做些让母亲高兴的事。

　　刘焕新在14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亲刘连仁。当时，刘焕新是随母亲一道去天津塘沽码头迎接父亲归国的。1963年12月，刘焕新从军，先后在济南、罗布泊、青岛等地服役。1980年刘焕新转业回到高密供销社工作。1993年至1995年，刘焕新担任高密第二棉油厂工会主席。1995年以后，刘焕新一直在为父亲刘连仁和日本政府打官司的事情奔忙。

　　-原声-

　　从1991年日本NHK电视台来给我父亲拍专题片开始，我们就开始了打官司的工作。

　　——刘焕新说这场官司已打了10年

　　这个官司获胜的意义太了不起了

　　——刘焕新的日本朋友佐佐木

　　我们支持你

　　——日本共产党总书记明确对刘焕新表明态度

　　最近日本媒体大量报道的有三件事：教科书事件、小泉纯一郎要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刘连仁案，前两件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还是很猖獗。“刘连仁案”的胜利给日本律师团的律师鼓了劲，也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了历史真相。——刘焕新

　　在北海道，刘连仁的故事更是人人皆知、家喻户晓。中国过去有个白毛女，在山洞居住3年头发雪白。刘连仁在北海道的深山里穴居13年，是极其不容易的。

　　——刘焕新

　　不能亲眼看到胜诉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死不瞑目

　　——刘连仁去世前遗言

　　我们要用歌声控诉战争中的迫害行为和战后对历史责任的逃避。

　　——追悼刘连仁音乐会组织者森田太山

　　在北海道穴居13年的“野人”刘连仁控告日本政府战争罪行并索赔一案历经5年开庭23回，日前进行了终结审理和判决。由于原告刘连仁已于去年9月2日去世，其子刘焕新继承父亲遗志，将这场官司进行到底。前天，刘焕新先生从日本飞回国内，在首都机场，本报记者采访了刘先生。

　　7月30日下午6时，身材高大的刘焕新缓步走出首都机场，他黑亮的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容。距7月1日刘焕新离开山东老家第七次去日本，已是整整一个月了。在机场迎接刘先生的单位中，本报是唯一一家迎接他归来的新闻媒体，记者走上前去，与他热情地握手。当刘焕新得知上星期记者曾去他的家乡采访时，显得尤为高兴。

　　两周前，当东京地方法院审判长西冈清一郎判决日本政府向中国人刘连仁赔偿2000万日元后，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开了。刘焕新说当时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律师团原来并没有

　　　做胜诉的准备

　　7月10日，这时距离“刘连仁案”判决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刘焕新和中国受害辩护团团长尾山宏、干事长小野寺利孝、事务局长渡边彰悟以及日本支持会的持永佰子等人紧张地讨论12日判决时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

　　他们最后认为可能会出现六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法庭对事实全部否认，完全不认定刘连仁在日本北海道的悲惨遭遇；第二种是只承认刘连仁在北海道13年的“穴居”生涯，但是会以时效超过为由不予理睬；第三种是判决说政府完全不知道这回事；第四种是承认有这么一个人在山上，但他是自己跑的，日本政府不负责任；第五种是承认刘连仁在深山生活的事实，但以时效超过为借口不予赔偿；最后一种是承认刘连仁躲在深山的事实，只给予很少的一部分赔偿，而这部分赔偿由哪儿出还很难确定。

　　在这六种可能性中，没有一种和后来的判决相符。

　　律师团作出这样的估计是有一定道理的。刘焕新介绍说，日本的中国受害辩护团(即律师团)兵分五路，分别在打南京大屠杀、慰安妇、731细菌实验部队、日本军狂轰滥炸和中国劳工的官司。前四者也只有南京大屠杀认定了事实，其他的别说赔偿，连事实都没有认定。“所以他们认为，如果能出现六种情况中的最后一种，那可以说就相当成功了。”刘焕新说。在律师团看来，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胜诉的可能性仍然不大。

　　-忽然间有了胜诉的感觉

　　但12日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当日下午1时20分，刘焕新和律师走进法庭等待宣判。“法庭很小，只容得下130来人的样子，律师有十几位，记者20多位，剩下听众也就是八九十位的样子。律师和听众都是通过抽签才进场的。整个法庭还是显得很拥挤。”刘焕新对记者说道。律师团在全国的人数有300多人，参与“刘连仁案”审理的就多达146人，这在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刘焕新快要落座的一刹那，他忽然间有了一种会胜诉的感觉。因为他看见法官西冈清一郎在朝他微笑着点头。“当时的人很多，西冈清一郎远远地向我微笑，让我感到了希望。”刘焕新说。

　　1998年，刘焕新陪同父亲刘连仁到日本做法庭陈述的时候，当时听他们陈述的就是这位西冈法官。陈述结束后，西冈对刘连仁说，您已经85岁了，我们将尽快判决，给您一个答复。

　　可是，2000年9月刘连仁病逝，官司依然没有打完。“也许今天可以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刘焕新说他当时是这样想的。

　　判决书多达297页。西冈读了27分钟的梗概也没说到判决，正当在座的人都有些焦急的时候，西冈说“政府和军队把刘连仁带到北海道……强行绑架和强行劳动迫使刘连仁长期逃亡，日本国家有责任向刘连仁支付至少2000万日元的赔偿金。”

　　西冈的话音未落，刘焕新和律师们已经激动得想跳起来。“我把手捏得紧紧的，我想欢呼，可是不行，日本规定法庭内不得大声喧哗。坐在我右边的律师福地直树咬着牙，用拳头捶着腿，那种高兴啊，真是没法说。其他几位律师显然有些吃惊，他们相互望着，仿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刘焕新在向记者回忆这难忘的一幕时，情不自禁地用手势比划着福地直树当时捶腿的动作。

　　-举着父亲的遗像走出法庭

　　终于熬到法官宣布退庭的一刻，律师们和刘焕新紧紧相拥。“他们的手劲真大，都把我捏疼了。”刘焕新说。

　　随后，刘焕新从容地走出法庭，高举起父亲的遗像。第二天，他高举刘连仁遗容的镜头成为新闻媒体一个历史的定格。

　　-只能说对判决比较满意

　　新闻媒体都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但刘焕新的措辞比起媒体要谨慎得多。他说：“在现有的环境和条件下，这样的判决是公正的，我对判决比较满意。”

　　刘焕新尤为赞赏法官西冈清一郎，“他能够作出这样的判决，需要怎样的勇气和胆识啊。他为日本的法官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即便如此，也只能说是比较满意。刘焕新说法院认定了他父亲在北海道13年苦难生涯的事实，同时又没有以时效为借口做挡箭牌(日本民法规定，遭受不法行为侵害20年内不提起诉讼，其损害赔偿请求权将自动丧失)，而且还给予了赔偿，这是令人满意的。但是，他只能是“比较”满意，“日本人最会玩文字游戏，他们说政府和军队把我父亲带到日本，好像我父亲是去日本旅游一样，简直可笑。而且他们判定赔偿的也只是以我父亲逃入山中后政府没有尽力寻找为理由，没有指出父亲所受的深重灾难源自战时日本政府的强掳劳工政策。”刘焕新的表情非常严肃，他的声音洪亮，说话动作都不像一个年近六十的人。

　　但不管怎么说，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还是让所有的人欢欣鼓舞。日本政府败在个人的手里，别说是败给一个中国人，就是日本国内也绝无仅有。“有的律师激动地流下了泪水。判决结束后，大家都高兴地相互祝贺，法庭里一时十分喧闹，最后还是法警让大家出去了。我注意到，宣判一结束，日本法务省的5名官员就悄悄地走了。”

　　-判决后，有些律师喝了

　　　一个通宵的酒

　　刘焕新认为是多种原因的作用使得判决有利于他们。“事实本身的证据确凿，人民的支持，国家的强大，促成了胜利。”刘焕新说。

　　即使在那样令人兴奋的时刻，刘焕新和律师们也仍旧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们立即着手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律师团认为，日本政府极有可能会上诉，所以要阻止政府上诉，同时发表声明，表示对“刘连仁案”的支持，还有就是要面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

　　当晚，刘焕新和律师团举行了庆祝活动。刘说：“晚上11点多钟我回去休息了，而有些律师则喝了一个通宵的酒，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多。”

　　-听到日本政府上诉的

　　　消息异常愤懑

　　从7月13日开始，律师团组织有关人员到小泉纯一郎的官邸门前集会，但是由于小泉忙于竞选和八国首脑会议等原因，一直不曾露面。而与此同时，刘焕新去了北海道的函馆、置户、北见等地，寻求更多的支持。

　　17日晚，因为有重大的集会，刘焕新飞回了东京。次日开始拜访日本各政党的议员。“那几天我一共拜访了30多个议员，执政党的议员们大部分态度一般，而社民党和共产党的议员们态度则非常鲜明，对我表示支持。”

　　20日，刘焕新准备回国，但这时，有消息灵通人士对律师团有关成员说，日本政府准备上诉。这个传言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说到这里，刘焕新的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我们都气得够呛。律师团迅速组织了抗议队伍，上街游行。”

　　刘焕新说日本政府上诉是在他们的预料之中的。因为东京地方法院就相当于咱们北京的一个区法院，一个区法院判定政府败诉，那政府的脸往哪儿搁？日本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做出这样的判决并不奇怪，但日本政府为了挣个面子，也不得不赤膊上阵了，尽管他们几乎拿不出理由来上诉。

　　“我估计他们能摆出来的理由就是一个时效的问题，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刘焕新和记者这样说道。显然他在离开东京之前，已经和律师团做了讨论才得出了这个结论。

　　-调解必须是有条件的

　　刘焕新说，按照规定，日本政府必须在50天内拿出上诉理由，但到现在为止，政府还未以文字的形式写出理由递交东京高等法院。“最后，东京高等法院很有可能建议政府和我达成庭外调解。”刘焕新对记者说，东京高等法院也是两难，它如果判政府败诉，那政府太丢脸了；如果判我败诉，它就完全无视我父亲受难的这些事实，也是对它的下级判决的一种否定。所以最后很可能是建议达成庭外调解。

　　记者问刘焕新是否愿意达成庭外调解，刘焕新说调解也是可以考虑的。“但必须有三个条件，”刘焕新义正辞严地说：“首先日本政府必须谢罪，其次赔偿，并且要对其他劳工问题恰当、合理地加以解决。”

　　刘焕新认为调解是必由之路，他已做好了准备。“接下去赔偿金由谁出还是个问题。是政府出呢，还是政府想方设法让社会出，要是让社会出，这个判决的性质又变了。”刘焕新说，按照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2000万日元的赔偿中，他的母亲得1200万，他和他的妹妹各得400万。

　　-“刘连仁案”促成了

　　　另一起劳工案的胜诉

　　7月12日到7月14日这三天，日本各大报纸的头条几乎都是有关“刘连仁案”的报道。刘焕新一时间也成了名人。2000年日本出了一本书《穴居深山13年的刘连仁》，在刘焕新给父亲打官司期间，这本书成了畅销书。一审胜诉后，不断有人拿着这本书来找刘焕新签名，“那几天我的手签字都签酸了。”就在回国的飞机上，几位日本人也走过来问他是不是电视里的那位刘先生。

　　刘焕新对记者说，“刘连仁案”之所以在日本有这么大的影响，和律师团、支持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是他们的支持，我才能把这个官司一直打下去。”这些律师不图回报，纯粹是义务劳动。律师们还和新闻媒介广泛接触，促成官司向有利的一面发展。“律师们非常敬业，总是背着笔记本电脑，随时准备写一些必要的东西。”而支持会则向刘焕新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援，刘焕新在日本的一切花销都由支持会来支付。

　　刘焕新说，“刘连仁案”的一审胜诉给律师团的律师们带来了信心。“原来许多律师总是一筹莫展的样子，现在他们的精神状态好多了。”在“刘连仁案”的作用下，7月19日，福冈一起拖了20多年的日本劳工矽肺病案也以胜利告终。

　　刘焕新认为这种胜利“是坚持正义的中日两国人民的胜利”。文/本报记者鲍丹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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