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独家专访:我在阿富汗采访45个昼夜(上)
本报驻巴黎记者陈波
50名记者共用一个卫生间
阿富汗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刚开始时,我们50多名来自各国的记者被安排在一块,每6个住在一个10多平方米的小屋,我的屋里就有葡萄牙、意大利和来自东方的记者,这种条件 下完全没有隐私可言。还有两名女记者也同大家一样,没有任何优待。我们50个人共用一个洗澡间、厕所,还不是随时都有热水洗澡,卫生条件很差。后来,我们4个法国记者租了一个房间,每天150美元,虽仍住在一个房间里,但毕竟条件有所改善。
刚到阿富汗时,真感觉生计出现了问题,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不知道上哪买。15天后,我们找到了买面、鸡蛋、米、矿泉水的地方。如果要买东西,我们就让司机带着上城里去,那里的市场一直有卖东西的,在轰炸时也照常营业。
我们每天的生活节奏不太一样,但基本上都是早出晚归。阿富汗天亮得很早,早上5点钟太阳就出来了,所以我一般早上6点开始工作,6点半左右就到拍摄现场了。当地光照非常充足,上午7点半到11点的光线最适合拍照。正午时阳光太强,不利于拍摄,我就回去编辑和传发照片,晚上再回来拍。美军刚开始轰炸时一般从晚上7点开始,这时的光线非常好。晚饭后,我们记者之间都要相互交流一下今天的收获,再看看明天怎么做。
阿富汗人不认识本.拉登
北方联盟老百姓的勇气———尤其是在手无寸铁的条件下显示出来的战斗勇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同阿富汗人的接触中感觉到他们对这场战争充满了信心,认为“美国的军事援助”可以帮助他们收回失去的国家。
当我们在市区拍照时,他们马上把武器拿出来,以显示已经做好了打仗的准备。尽管这些武器只是一些普通的步枪、手榴弹、肩扛式火箭炮。有人还现场开枪,让我们拍照。第一天晚上轰炸时,我们周围的老百姓全都出来看热闹,他们看到美国飞机在天上飞时显得非常兴奋,看到炸弹掉到塔利班的阵地后卷起巨大烟雾,更是手舞足蹈。我的司机还对我说,他相信喀布尔很快就会被收复。
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受很深的是当地老百姓对死亡的漠视和麻木。他们向我们谈起身边的悲惨故事时,从来没有一个人流泪,因为他们都习以为常了。邻居也好,亲朋也好,没有一家不死人的。如果哪家的小孩死了,他的父亲谈起来时显得很平常,像谈别人家的事一样。
让我吃惊的是,在问及对本.拉登的看法时,有人咬牙切齿,有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他的故事,也没有见过他的照片。有一次,在一个避难所同几个阿富汗难民聊天时,我将印有拉登照片的杂志给他们看,他们没有任何反应,还是我把美国被袭击以及美军轰炸阿富汗捉拉登的故事告诉他们。
至于民族矛盾,我的感受同一些媒体的报道不太一样。阿富汗人有几个种族,塔利班代表的普什图人占40%,塔吉克族人占30%,然后是乌兹别克人、哈扎拉、土库曼、俾路支等民族。北方联盟确有不少人痛恨拉登,因为他让很多塔吉克人和乌孜别克人流离失所,而且塔利班在阿富汗干了一些很愚蠢的事情,如让妇女蒙上面罩,不让妇女上学等。我穿越了阿富汗的整个北部,所有的妇女都盖着头巾。但是这种民族之间的转化有时又显得非常简单。比如,北方联盟的一些指挥官曾经就是塔利班,而塔利班的普什图人中也有从其他民族转化过去的人,有的人为了一点钱就可能转化立场。
想家时心里很痛
同其他采访不同,在阿富汗采访感受到的是一种真枪实弹的危险。我曾在科索沃和以色列也看到过轰炸场面,但阿富汗的情形要刺激很多。我在边界线拍照时,看见炸弹从飞机上掉下来,有的在我100米以外的地方爆炸,实在是触目惊心。我们的住所和活动虽然在北方联盟控制区,但美国的轰炸偶尔传出“脱靶”的消息,而且我们的住地离边境线的距离不远,四周没有任何保障。
另外,我们的屋里也住着美国和英国的记者,他们都是阿富汗人的攻击目标,如果谁哪天半夜三更丢一颗手榴弹,这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采访时,我们看见许多人都拿着枪,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一个人走火。
法新社不断传出记者在阿富汗殉职的报道。据说又有3名记者在阿富汗失踪。这些消息让我们感到很痛心,也更增加了思乡之情。第一批殉职的3名记者中有两名法国记者,我都认识他们,在法国时经常合作,其中一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的同事同我住在一个屋里。当我们听到他的不幸消息时都非常难过,也为他们的家人感到担忧。
我自己有6个孩子,同前妻有3个,同现在妻子有3个。在阿富汗时,我有时晚上睡觉前拿出他们的相片来看。战地采访让人的心情很复杂,白天奔波劳累来不及想太多,晚上静下来时有很多东西会浮现在脑海中,最多的就是亲人。我想这种想家的感觉,一方面是由于工作的疲倦和单调,另一方面就是对这种可能出现的危险的预测。当然,我在阿富汗时尽量不想这样的问题,但这是客观现实,已经在我们的同事和朋友身上发生了。
另一点我想提的是,对于我们这些战地特派记者,法国政府没有任何补贴。无论去阿富汗还是去爱丽舍宫采访,我每天拿的工资都一样。所以,我们的工作没有任何经济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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