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东方时空报道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也是不能抹煞的。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军所犯下的强征“慰安妇”罪行，现在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这不仅因为它是灭绝人性的，而且因为强征“慰安妇”作为一项制度，当时是由国家制定并且实施的。现在战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当年的花季少女已经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些饱受摧残的“慰安妇”们试图通过法律来为自己讨回公道。今天的法律将如何裁定过去的历史，“慰安妇”们饱经沧桑的心灵会得到慰藉吗

　　牽判决书长达300页

　　12月4日，荷兰海牙一个针对日本“慰安妇”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开庭审判，判决日本裕仁天皇和冈村宁次、松井石根等8人因为二战时期在亚洲推行“慰安妇”制度而犯下反人道罪。法庭当庭出具的长达近300页的判决书详细记载了他们犯下的罪行。

　　康健 海牙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中国检察官：这些加害者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从法律责任的角度来看，它涉及到一个政府的继承问题，现在的日本政府，应该继续承担责任。

　　可是，日本政府不会因为这个判决承担任何责任，因为这个模拟法庭的宣判只是民间行为。在模拟法庭进行的判决结果没有法律效力。

　　据悉，这次判决是去年年底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女性国际战犯模拟法庭审判的延续。

　　龚柏华 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中国检察官：我们设这样的模拟国际法庭审判的目的，主要是让全世界的人民记住二战时期的那些军国主义者犯下的罪行，也是让大家记住历史。

　　受害妇女6次赴日控诉

　　为了给自己半个世纪以前遭受的迫害讨回公道，世界各国的受害妇女一直都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从1992年起，以山西的万爱花为代表的中国受害妇女曾先后6次到日本进行了血泪控诉。去年年底，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女性国际战犯模拟法庭的审判中，14岁就被日军抓去当“慰安妇”的万爱花悲愤难当，在法庭上就晕了过去。

　　现实情况不容乐观从1995年至今，中国受害妇女先后3次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和赔偿。尽管没有结果，但受害妇女万爱花、赵润梅等仍然决心将官司打下去。

　　万爱花、赵润梅把官司打到底的决心令人钦佩，但现实的情况却很不乐观。据了解，目前在中国大陆幸存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估计有几百人，而经过有关机构调查访问到的只有五十几名，她们最小的已经71岁了，而最大的已有92岁，并且大都疾病缠身，生活艰难。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山西境内的24名受害妇女的生存状态进行了调查，发现她们都生活在贫困地区，全部患有严重的妇科或神经、心脏等多种疾病。大部分人的婚姻家庭关系不稳定。不知道在有生之年，她们还能不能等到公正的法庭审判结果，等到为她们讨回公道的那一天。

　　日本也有不同声音松井女士是日本国内同情这些受害妇女的学者，她认为官司久拖不决，对“慰安妇”问题的解决十分不利。

　　松井耶与里 日本亚洲女性资料研究中心主任：我们认为日本政府在等这些受害者都死去，目的就是不想解决这件事。

　　龚伯华：幸存的这些受害者，数量会越来越少，因此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迫在眉睫、非常关键的问题。

　　孙宝印 央视驻东京记者：据我了解，日本媒体对此事的关注非常少，在4家主要的报纸当中，只有《朝日新闻报》作了报道，所以在日本感受这件事就好像真的是发生在地球那一边一样，尽管日本是当事国。除了人证面临着生存危机，取证工作十分困难外，物证也相对匮乏。当年日军战败后，销毁了大量的文件史料，破坏了很多的“慰安所”，使得物证的搜集、整理和保护变得非常困难，而这些都是未来法庭审判胜诉的必备条件。

　　搜集证据迫在眉睫这次海牙法庭的审判结果或许能给她们些慰藉。可现实的情况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人证和物证正在不断的消失。那么现在我们又该为那些幸存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做些什么呢?我们又该为那段历史做点什么呢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这次审判主要是针对日军在二战时实施的罪恶的制度，因为对“慰安妇”制度的审判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没有完成。另外通过此次审判也可以提醒日本人民以及各国人民，即使战争已经过去50多年，但是遗留的有些责任问题、赔偿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徐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中国曾有许多妇女被迫当“慰安妇”，但现在真正站出来的只有几十位，而且许多甚至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因此如果再不站出来控诉，这部分证据就会失掉，而她们的见证就是最有力的、最生动的、最直接的证据。

　　苏智良：在战争结束时，由于日本政府和军部有意地销毁档案，使得这个性奴隶制度的秘密被掩盖了半个世纪，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被人们逐渐地了解。日军在中国所实施的性奴隶制度是我们原来所调查的最薄弱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感觉到这个课题非常迫切，必须要尽可能调查更多的受害者的个案。

　　纳粹受害者索赔经验可借鉴

　　苏智良：我们选择荷兰海牙作为终审地，主要是让欧洲的民众也能够了解这件事，希望引起国际法学界对日本二战遗留问题的重视。解决此事同时还要取决于日本政府、政界、法学界的态度，必须要改变他们现在坚持的错误立场。

　　徐勇：最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的就是纳粹德国统治之下的受害者，包括犹太人，他们在向战后的德国索赔的时候，取得了成功。今年6月德国首批劳工索赔款已经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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