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东京记者 何德功

　　在日本，真正的“中国通”一般不宣传“中国威胁论”，因为他们了解中国，也了解日本。许多“中国通”真心希望中国发展，中国好了，不仅他们自己的研究事业为人关注，而且他们认为中国发展对日本有利

　　在日本的各个领域活跃着一批“中国通”，他们把研究中国和介绍中国作为自己的职业，一生乐此不疲。很多日本人通过他们的见闻、感想和研究成果认识中国，为日本人了解中国扮演着桥梁和纽带的角色。

　　日本的中国通在政治上相对比较中立，对于中国政坛的各种动向，他们有职业的敏感性，往往最先感知新的变化和新的政策出台。他们会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是皮相之见，看起来有些浅显，但有时很有见地，值得参考和借鉴。

　　为中国发展尽自己的力量

　　许多日本的“中国通”真心希望中国发展。中国好了，不仅他们自己的研究事业为人关注，而且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发展对日本有利。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渡边正孝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中国通”，渡边先生是地理学专家，今年50多岁。他曾和中国水利部、国家海洋局、华东师范大学几十位中国科学家合作，用7年时间对中国长江河口流域污染及生态情况进行监测。现在又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合作建立了一个综合环境测系统，在中国的山东、湖南、江西、青海、和新疆等不同生态系统建立了地面生态网络系统，用人造卫星进行观测沙漠化、水土流失、水资源利用现状、自然灾害以及农业生产情况，收集详细的数据。

　　在渡边先生的研究所里有一张特别的中国地图，因为地图上的各种颜色与平常区分各个省份的颜色不同，绿的代表树木和森林，黄的代表沙漠，黄中带绿是正在荒漠化的草原，而且这张地图颜色不断变化，因为新解析出来的数据要体现在地图上。渡边先生认为，研究的目的是直接为高层领导提供决策参考，他告诉记者：“人们常说环境问题严重，但到底情况如何，很多人都拿不出数据来证明，我研究的目的就是让领导人一目了然，看到环境破坏的具体情况，认识解决环境问题的急迫性。”

　　由于他长期从事中国地理研究，在环境问题上贡献并非一般中国人能及，因此周围的人认为他比中国人还中国人。这也使得他成为中国流域治理少数外国咨询成员之一。

　　严谨的治学与独特的选题

　　日本的“中国通”学风很扎实，学问在细微之处见功夫。他们搜集资料一定要去现场，如著名的鲁迅研究学者丸尾常喜先生，为了亲眼看一看鲁迅当年看过的社戏，他曾到鲁迅当年生活的地方进行过多次实地考察，所著《鲁迅》一书资料丰富，让中国学者大开眼界。

　　“中国通”们的选题也很独特，有些很不起眼、是人们容易忽视的地方，如庆应大学副教授杉野元子女士研究的题目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文学”，她搜集的许多材料竟是当年大字报上的内容。作为一个没有体验过当年那场浩劫的日本人来说，收集材料的难度可见一斑。再以东京大学为例，一批搞中国现代文学的日本教授和学生每周都要举行一次学术活动，读三十年代中国杂志发表的文章，每次一篇，读完以后各自发表见解，这种活动记者1990年留学时曾参加过，到现然仍在坚持；重视原文资料、重考据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治学方法，同时与日本现代科学的精神一致，日本的“中国通”秉承了这个传统，因此日本的中国研究整体水平在不断提高。

　　日本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坚持，而且前面有状语，“一生悬命”地坚持，日本的“中国通”们做学问也是如此。记者留学日本时的导师丸山升先生身体不好，十多年前就做肾透析，但一直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躺在透析的病床上仍笔耕不辍，著述甚丰，在日本鲁迅研究界首屈一指。后来丸山先生又做胃部切除手术，但仍不耽误工作。他今年已经73岁了，看上去仍精神矍铄，而且还在看书著文。

　　善意批评为了共荣

　　外国人看中国毕竟视角不同，结论自然不一样。有时他们的态度有些过激，但内心并没有什么恶意。庆应大学法学系政治学专业的国分良成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典型代表。他曾对中国改革成绩做过全面介绍，但也对改革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出一针见血的分析与批评。中国加入WTO以后，尽管赞扬中国和“中国威胁论”的声音都有，但国分良成则中肯地认为中国经济在全球化时代的确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他始终强调中日两国互利互惠，共存共荣。

　　在日本，真正的“中国通”一般不宣传“中国威胁论”，因为他们了解中国，也了解日本，中国现在不可能对日本构成所谓的威胁，他们大多主张，中日应当共同发展。真正的“中国通”一般不会轻言结论，也不会戴着有色眼睛看中国，更不会是披着学术外衣的右翼分子。有良知的“中国通”，正在默默地为中日关系的美好未来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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