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德黑兰记者 张胜平

　　美国政府自伊拉克战争之后，就把伊朗作为了下一个潜在的打击对象。但与攻打伊拉克不同的是，美国在伊朗问题上趋向于通过国际社会和伊朗自身的反政府力量来解决。

　　此前英国媒体曾披露，五角大楼已对推翻伊朗政府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明”上公开支持对伊朗的反政府宣传，“暗”中对伊朗的反政府武装组织提供援助。“美国之音”从7月6日起开始了对伊朗的“广播攻击”，用波斯语直接对伊朗国内进行反政府宣传。最近伊朗的核计划又成为了西方媒体大肆渲染的对象。

　　在这样的国内外环境下，伊朗政府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为了防止四年前“七九”事件重演，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高等院校今年的暑假提前，不让学生留在学校。警方也提前做好了防范措施，从7月7日起就在市内的各种公共场所加强治安巡逻，一些街头公园附近不时有便衣在走动，密切注视着学生和市民的一举一动。

　　7月9日下午，一批学生负责人举行记者招待会，抨击哈塔米政府平庸无能，没有取得当初允诺的政绩，要求哈塔米下台，并宣布要在“七九”事件四周年之际继续举行抗议活动。记者招待会刚刚结束，一帮便衣蜂拥而上，把其中的三名学生负责人塞进警车带走。鉴于抗议活动的几位主要负责人被捕，其他学生自然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他们表示，预定的抗议活动将推迟到9月份新学年开始以后举行。

　　警察便衣布满德黑兰街头

　　尽管学生们表示把抗议活动推迟，但警方并不敢掉以轻心，尤其是在历次抗议活动策源地的德黑兰大学附近派出大批警察和便衣，密切注意学生和市民的行踪。

　　7月9日晚10点左右，记者驱车来到德黑兰大学门前的大道察看局势。从德黑兰地铁控制中心往西一直到位于德黑兰大学西侧的革命广场，大约两公里长的宽阔大道上挤满了看热闹的市民的汽车，大道两侧的便道上站满了肩荷冲锋枪或手持警棍和盾牌的武装警察，外侧则是三五成群、悄无声息察看动静的市民。车过德黑兰大学门前，记者注意到校园内空无人影，只有路灯在高大的梧桐树丛里闪烁。粗略估计，大街两侧的警察至少有数千人，在街边看热闹的市民起码也有数千人，另有许多市民因警察不让停车而驾车在马路两侧来回兜圈子。

　　尽管大街上人数不少，但并没有任何人敢于在警察的眼皮底下打出抗议示威的旗号。更是由于学生们已被提前放假回家，人们失去了声援的对象，只是默默地站在马路两边，静静地注视着局势。

　　记者相机镜头被没收

　　车到革命广场，街道两旁的警察和便衣越来越多，组成厚厚的人墙。警察不时大声呵斥着，不让市民靠近路边，不让汽车停留，空气似乎凝固了。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一处空地停好车，准备带着相机下车了解情况。刚刚打开车门，几个警察看见记者背着相机下车，便一窝蜂地冲过来把记者团团围住，不由分说便把记者架到路边。记者挣脱了警察，大声质问他们要干什么，警察说这里不许停留，不许照相。我出示了记者证，说我到这里是来看看，并没有照相。但几个警察根本不理睬，一边一个警察把我的两个胳膊紧紧抓住，另一个警察从背后把我的相机镜头摘下，往兜里一揣便一溜烟地跑了。

　　他们矢口否认抢走了我的相机镜头，我说：“我是中国记者，我来德黑兰工作。我的记者证是你们官方颁发的，我的正常采访活动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你们无端拿走我的相机镜头，干扰了我的正常采访，我要向你们的上级反映你们的粗暴行为。”几个警察自知理亏，便躲到一边不再理睬我，把我晾在一边。

　　路边两位为记者鸣不平的好心人悄悄告诉记者，警察的指挥部设在马路对面的一条小巷内。记者顺着他们的指点，来到一个院落。走进院子，那里的阵势让记者吃了一惊。院子的面积大约相当于10个篮球场，院内停满了大卡车，上面全是待命的警察。院内还有几辆带铁丝网的汽车，上面装满了刚从街上抓来的市民。后来听说，9日晚上警察在德黑兰总共抓了200多人。

　　我终于在一座楼房的第三层找到了指挥部。一位身着便服、满面带笑的警官听我叙述了相机镜头被抢的经过。听完我的归还相机的要求后，他拉着我的手，一再就警察的粗暴行径表示道歉，并表示一定帮我把相机镜头找回来。

　　经过几个小时与警察的理论，我拖着疲惫的身躯驾车回到分社，一看时间已经是10日凌晨两点多了。从第二天开始，我就给那位警官打电话询问我的相机镜头是否找回了，得到的答复是正在寻找，要我耐心等待。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的相机镜头仍然杳无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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