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婕

　　《国际先驱导报》：《土地》为什么选择在农村制作、在城市展出？你是否觉得国家博物馆是理想的展览场地？

　　安东尼·葛姆雷：我觉得这涉及中国过去五六十年的有趣的历史，特别是相关联的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各种关系、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的张力等问题；而制砖厂一般来说位于城乡结合部，所以我们最后在那里烧制泥人也具有这层含义。我认为《土地》能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展出是非常奇妙的，因为天安门与中国人民历史密切相关。

　　《国际先驱导报》：你期待的观众是一些什么人呢？

　　安东尼·葛姆雷：任何人——任何年龄层次、各种民族、各种宗教背景的人。

　　《国际先驱导报》：您用什么样的标准选择参与你工作的人？

　　安东尼·葛姆雷：思想开明的人、年轻人和健康的孩子，因为孩子们常常能启发成年人。

　　《国际先驱导报》：您在广州的时候，选择了农民和学生来参与创作泥人。如果换了其他类型的人，会对您的作品有影响么？

　　安东尼·葛姆雷：我并不介意对人的选择，这些来参与的人可以是坐办公室的、也可以是干部、工人、农民－－可以是任何人，这并不重要，仅仅只是他们在那里而已。孩子教大人怎么做，农民反过来又教学生们该怎么做，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我认为中国过去五六十年的历史非常有趣。许多人都问我为什么选择农民——这些也许最不能欣赏理解这类作品特质的人群。然而我相信，实际上人的劳动形式与人的感觉和智慧之间的联系是微不足道的。

　　《国际先驱导报》：现代雕塑与古希腊雕塑对人身体的感知有何不同？

　　安东尼·葛姆雷：从我的这个作品中，你可以看出，我对古典的雕塑不是非常感兴趣。这个作品和古典大型雕塑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我对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并不感兴趣，因为我们十分清楚地明白法西斯主义和希腊理想主义的关系。我试着以某种方式避免学术性的解剖和一些强加于形象之上的美的概念。我认为这个作品是十分有机的－－我们利用双手之间的空间作为一个母体，或者说像一个鸟巢、一个子宫一样，在这空间中，这些小人诞生了，他们的出现像一种永恒的印象。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当你坐下来用你的双手制作这些小人，同时你的心理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创造，而此时你的手掌与你的心脏在同一个高度上，这是一种把外界物质带入人的内心世界的过程。在那里，这些物质经过变形，然后又被拿了出来，携带着与身体碰撞的印记。这与外部的测量、神的旨意以及理想化无关，而更多的与制作这些小泥人的制作者的内心世界有关。我喜欢这些小人的原始和粗糙。

　　《国际先驱导报》：在您的作品中有没有东方思想的影响？

　　安东尼·葛姆雷：是的，许多。具体很难说清楚，但我在印度的经历对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我认为那里的生活蕴涵着古老的对平衡的理解、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精神。不管自然意味着什么，我们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份，自然就在我们中间，就连人类的智慧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问题就在于人类的智慧常常试图把自己同自然分隔出来，并想使自然成为一个被控制的目标一样。我认为《土地》这个作品形成的这种过程深受东方思想的影响，我把这看作是对人类本质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的物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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