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匈牙利小说家伊姆雷·凯尔泰斯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美国人的第一反应是：“他是谁？”——伊姆雷·凯尔泰斯的作品在美国基本无人知晓。他只有两本书被翻译成英文。比较成功的一本是由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无形的命运》，只卖了3500本。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公布之后，西北大学出版社迅速加印，最终卖出4万本。尽管有这一成功的例子，但仍不能改变美国出版界对当代外国文学的漠视。
西北大学出版社曾被视为美国译著出版的排头兵，但他们已经决定减少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干这行赚不了钱。译著成本昂贵，且卖得不好。其实，这股风气已经弥漫到整个美国出版界——作者、出版商和文化评论家一直为翻译作品不能吸引读者而悲叹不断，但现在，有些人已经开始接受现实：这一市场比几十年前萎缩了。
相比之下，其他发达国家的读者对国外文学仍有浓厚的兴趣。像凯尔泰斯的作品最先就是在德国引起轰动的。德国人在2002年一年就购买了3782本美国书的版权，而美国人只买了150本德国书的版权。法国、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也类似，主要的原因也许在于——无论电影、文学或政治，美国人都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英语是美国人掌握的“世界通用语”，他们接触的语言过于单调，这部分导致了对其他文化的忽视。一位美国出版界人士觉得：“美国人总是看着译著暗想，‘这些主题和我无关，这些场景离我太远了’”。事实是美国或许并不必在意世界的某个角落，但那里的人可能很愿意或不得不注意美国。和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的全球化相比，美国似乎是一个高傲的施与者而非敞开胸怀的接纳者。美国自身社会、文化、种族的多元化掩饰了某些方面的封闭自大。
对此，有些美国人开始进行反思。国家文化基金会理事克里夫·贝克说：“说这是全国性的危机不是危言耸听。我是这个最强大的国家中参与各方面决策的人之一。假如我在现实中和书本里都无法对其他文化有深入了解，那么，我们共同参与作出的决策绝对是荒唐的。”
过去的情形并不是这样。在四五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一大批美国书商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浪潮，他们敞开了美国人了解世界文学的大门，而现在，门基本上是关着的。也许美国出版界和文学界怀有的特殊的民族优越感，使他们越来越远离世界。
而出版商们也有很多他们的理由：最重要的因素是，在美国图书界里，所有权的过分垄断导致了对利润的偏执追求。由于出版商注重轰动效应，他们“坚定”地抛弃了少有人知的国外作家。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由，诸如选译人员不足、翻译费用过高、与当地文化差异过大等。
大量外国文学不适合美国文化氛围，他们不是美国人习惯的写实主义，而是哲学的或思辩的或者充满实验的创新精神的。同看外国电影相比，美国人了解国外翻译作品得有一个不同的方式和步骤。接触翻译作品时，美国读者必须先明白精妙之处，而后再去体会感情或者理清思想框架。总之，美国人喜欢手到擒来，要的是明白清楚的信息；他们喜欢故事，而不是故事里的事。(章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