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研究员 赵德宇

　　“西方数千年发展起来的古老文化，我们日本人只要十五年就把它变成了囊中之物了。西方学者花费三十年取得的研究成果，我们只要五天就握于掌中了。让欧洲人去费脑子好了！为了达到今天的水平，欧洲人已牺牲了多少代人，有多少人成为殉道者而倒下。但我们只用十五年就把西欧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了。”——1909年一位匈牙利作家剧本中一段日本留学生的台词

　　日本的文化摄取之道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研究员赵德宇

　　日本何以在欧美以外的国家中率先走上近代化道路？又何以在战败后再次迅速崛起？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为其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这在学界已多有研究。然而不能否认，日本内在的文化因素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正因如此，国际日本学研究中的大部分著述聚焦于日本文化。学者们为日本文化贴上了形形色色的标签，诸如：合金文化、杂种文化、飞地文化、复合文化、盐卤文化、双重文化等等。这些标签看似五花八门，其实仔细揣摩，不外乎强调日本文化的复杂多变性。那么其中有无相对稳定的因素呢？笔者以为，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那就是日本人与生俱来的对外来文化的情有独钟。有读者可能会提出质疑，难道只有日本热衷于外来文化吗？当然不是，然而日本人在与外来文化接触过程中的独特性颇值一提。

　　特性之一：日式拿来主义

　　日本人的拿来主义自有路数，每逢大规模吸收某种新的外来文化时，表现得极其酣畅，即对外来文化可以不加甄别的照单全收，尔后在与这种外来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自然筛选、淘汰，而较少激烈的排异过程。就像丰盛的宴席，上等菜肴大多会被风卷残云，饱食之余，残羹剩饭弃之可也。历史上，日本对中国文明的成果几乎是全盘接纳，但却独独淘汰了孟子“易姓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符合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宦官制度、和三寸金莲的陋习。幕末开国以后更是全方位的将西洋文化摄于囊中，然后再作筛选，结果政治上采用了君主立宪制度，军事上引进了德国的模式等等，对不和日本国情的民主代议制度则拒之门外。二战后又大吃美国文化的宴席，但对个人主义、个性开放却少有青睐。

　　这种首先来者不拒，而后从容筛选的做法，自有其妙处。比照历史上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便可一目了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西洋文化的态度划分为若干阵营，诸如：排外主义、西化思想、中体西用论等等，相互间争争不已，似乎要先有一个结论，再去实行。五四时期西化与传统的论战又复如是。然而，在重大历史变革的紧要关头，时间就是效率。就在国人正论得起劲儿，蹉跎岁月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向满清王朝“兴师问罪”，而后掠走了两万万两白银！

　　特性之二：抗水土流失

　　日本文化具有极强的抗水土流失性，能够在大口品味外来文化的同时，完好保存传统文化的独特风味。在享受政治、经济等各类现代化方式的同时，今天的日本人极其自然地保留着传统的“日本方式”。

　　仅就企业模式来说，二战后，尽管日本几乎照搬了“美国方式”，但却保留了与美国个人主义相反的同心圆式的集团主义传统(每一个圆都是一个利益集团，比如小到一个家庭、社区，大到企业集团以至国家)，这种以集团为单位的归属意识，既加强了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又具有对外竞争意识。尤其是日本企业这样的集团，成为所有员工的命运共同体。笔者以为，这种以集团内部温情主义为基础的对外竞争意识，确实是战后日本成功的一大法宝。

　　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同样保留着大量传统文化，诸如：现代人颇觉夸张的深躬大礼、日本各地数不清的喜庆化了的民间传统祭祀活动(成群的日本人身着和服，载歌载舞)、茶道、花道、剑道等等，可以说是俯拾皆是、随处可见。

　　特性之三：杂交优势

　　如前所述，日本人较少对外来文化的排异性，他们可以极其自然地同时接纳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大多数日本人崇尚传统神道的同时，可以毫无避讳地敬仰佛教和基督教。婴儿出生后首先要去神社祈福，而婚礼一般在教堂举行，丧事则是在佛家寺院进行，这已经成为普通日本人的习惯。笔者还曾在日本人家里，看到同时供奉着神龛、观音和圣母马利亚的奇景。在今天世界上宗教冲突不断升级的形势下，日本人坦然接纳复数宗教的做法，似乎应该给人类带来某种启示。而日本人身着笔挺的西装，行九十度鞠躬大礼的场面，更是淋漓尽致地勾画出其文化的混杂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文化恰似网罗了人类不同文化的世界村。

　　这种“杂交优势”，可以不断地摄取世界强势文化的养分，融入自身传统文化的体内，从而防止了自身文化的退化。正如加藤周一所说：“日本文化的杂种性问题，就是自明治维新，即1868年以后的日本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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