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于铁军
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问题似乎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在经历了160多年的风雨之后，昔日的天朝心态已渺无影踪。但过于强烈的“被害意识”有时也可能会阻碍对正常交流的客观判断
1853-1854年的“佩里来航”之于日本近代史的影响和1840-1842年鸦片战争之于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可谓不分伯仲，但日本对待“佩里来航”的态度和中国对待鸦片战争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除了二战正酣之际日本对“佩里来航”有所贬损之外，在迄今15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日本对“佩里来航”的评价一直以正面为主。在日本人看来，“佩里来航”是导致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契机，正是因为美国海军提督佩里准将及其率领的“黑船”逼迫日本签下“开国”的城下之盟，才引发了后来的“倒幕”和“明治维新”，使日本最终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并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一跃而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和东亚第一强国。而在中国人眼里，鸦片战争却意味着屈辱、敌视、仇恨和无奈，它打碎了中国身上所笼罩的“天朝上国”和“文明中心”的光环，中国从此步入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中国和日本本是东亚近邻，19世纪中叶以前，两国对于西方来的“夷人”，同样都采取了闭关不纳的态度。而旨在打开日中两国国门的“佩里来航”和鸦片战争，就其性质而言都是赤裸裸的“炮舰外交”，这一点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和日本人中间，也无大的疑义。但为什么日本的改弦更张和向西方的学习进行得如此顺利，而中国的命运却是如此坎坷？
面对西方的冲击，日本和中国所具有的不同心态是造成两国作出不同对应的重要原因。日本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化，是由各种文化混合而成的，在明治维新前，日本的文化主要来自中国，因此日本人能够时时认识到其他文明国家的存在，而且还总是在自己的历史中强调这一特点，这使得日本在接受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制度和技术时，能够保持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在这种“求知识于世界”的积极吸收先进文化的心态下，日本能够将因“黑船来袭”而产生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国家意识迅速地转化为行动，官民一体，发奋图强，通过明治维新对日本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从而为其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则是土生土长、源远流长，具有极强的连续性，因而也具有极强的保守性。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东亚地区具有高度文明的唯一国家，并且处于远离其他文明圈的地方，所以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国”与“文明”是两个同义词，中国乃世界之中心，其余皆为蛮夷之地。中国虽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被迫签约开国，但战争之后的中国，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包括那些曾经在鸦片战争中与英国有过密切接触、领教过西方坚船炮利的廷臣疆吏，仍旧保持着“天朝”心态，事事摆脱不了“汉家自有法度”的思维模式。此种心态和思维模式虽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等多次教训，直到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也未有本质的改变。在这种心态和思维模式的支配下，是否向西方学习往往转变成一个“以夷变夏”还是“以夏变夷”的问题，而在大一统的专制统治下，谁主张“以夷变夏”谁就等于为国人所不齿的“投降派”和“卖国贼”，结果，妄自尊大、抱残守缺反倒成了一种对个人来说相对安全的选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则一误再误。
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问题似乎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在经历了160多年的风雨之后，那时的天朝心态已渺无影踪。也许是因为这百年多历程中屈辱的事情太多，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已被激发、锻造。但归于现实的中国人似乎又面临着另外一个极端，过于强烈的“被害意识”有时可能会阻碍对正常交流的客观判断。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可以捍卫自身的正当权益，也可能给自身发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崛起、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渐趋上升的大国，如何稳定自己的心态，如何客观理性地认识世界的潮流，的确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