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开国的西方反思

　　开门！——150年前的这个星期，伴随着这个简单的命令，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着“外形邪恶的黑船”驶进了江户湾，也就是今天的东京湾。在1853年7月8日“黑船来航”之前，德川将军已经统治这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达250年之久。佩里准将带来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菲尔·莫尔的一封信，并用炮火命令日本统治者解除壁垒，对外开放。

　　但是在1853年之后的数十年里，在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甚至在今天，令美国沮丧的不是日本的闭关自守，而是日本在很久以前就学会根据自身条件对外开放的本领。毕竟，在那些黑船驶进江户湾前后，许多国家都在西方的炮火下打开了大门。日本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根据自己的目标自行决定对外开放方式的能力。

　　这种能力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日本的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一直不停地抱怨该国的经济做法。在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的抨击又一次达到高潮。当时，美国的政客和商人把日美巨额贸易顺差的原因归结为“不公平”竞争。但其实早在1853年“黑船来航”之后的数十年里，人们就曾听到过类似的怨言。当时的美国讽刺作家彼得·芬利·邓恩在19世纪末塑造的人物形象“杜利先生”给这种态度下了结论：“问题在于，当那位英勇的准将踢开大门时，我们没有进去，而他们出来了。”因此，在1853年之后一个半世纪里，日本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传奇之一。

　　“取之有道”背后的“体”、“用”紧张

　　然而，日本对世界产生的另一种影响可能更加重要。它向世人证明，一个国家不需要接受“西方”文化来实现本国经济的现代化和繁荣。从一开始，日本就没打算照单全收。一言以蔽之，它的做法就是“日本精神，西方物质”。

　　日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在于该国历史上总是交替出现广泛对外开放和突然闭关自守两种时期，它们教会了日本如何控制新思想和新实践进入本国的渠道。在大约一千年的时间里，日本如饥似渴地吸收了中国的文化、哲学、文字和技术。然而，在接下来的250年里，它却几乎完全与世隔绝。基督教被取缔，出国旅游会被判处死刑。

　　尽管当时的一些日本学者意识到了欧洲的发展，但幕府的将军们却严格限制他们学以致用的能力。将军们把日本与欧洲国家之间所有的经济交流等活动限制在西南部港口城市长崎的一个人造小岛上。当美国人在1853年来到日本时，他们被告知前往长崎并遵守那里的规定。佩里准将拒绝了这一要求，而日本人得出的结论是，今后“赶走野蛮人”的惟一办法是接受他们的技术并变得强大。

　　一旦打开国门，日本人对于“西方物质”的追求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今天的横滨旅游指南上清楚地写着：让这座港口城市引以为豪的是，在“黑船来航”之后的20年里，这里出现了日本的第一家面包房、第一部电话、第一家电影院，甚至第一个公共厕所等等。

　　但与此同时，日本统治者也设法击碎了西方人的许多梦想。日本一方面渴望在经济、外交、社会和军事等各个领域赶上西方，一方面又抵制文化变革。时至今日，二者之间的持久冲突仍然以各种或好或坏的方式体现出来。

　　这一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种固守本国传统的强烈愿望。它远不止鞠躬、在蒲团和榻榻米上睡觉或是老年妇女穿着和服那么简单。日本人坚持说话、工作场所交流以及互致敬意的独特表达方式，而这些方式一直在帮助日本人维系日常生活各方面的和睦气氛。

　　“和魂洋财”的狭隘之处

　　不幸的是，自从第一次对西方打开大门，反自由主义的日本领导人就喜欢以另外一种方式来阐释“日本精神，西方物质”。日本的政治掮客不是简单地设法保留无关紧要的文化传统，而是努力以一种躲避政治竞争和保护自身利益的方式吸收西方技术。在日本和其他国家，此类做法的效仿者仍为数不少。

　　1868年，在西方作家对日本的面包房和电影院大加赞赏的时候，日本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正忙着“恢复”天皇在他们幻想的黄金时代的地位。问题在于他们所珍视的“日本精神”是一种融入了多种西方糟粕思想的混合物，其中包括德国的人种优劣论、欧洲为殖民主义寻找的借口以及它从基督教身上得出的结论——一个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神化人物(在当时的日本就是刚刚复辟的天皇)比日本神道教所信奉的一群神灵更能激发士兵的斗志。这种混合物最终煽动无数日本青年陷入致命的仇外狂热中，并助长强取豪夺的殖民侵略行为，给日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译自英国《经济学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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