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如何与日本做邻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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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8月14日13:11 世界新闻报 | ||||
《世界新闻报》专访国际问题专家时殷弘、阎学通教授 今年以来,日本在走向军事大国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几步:通过了被首相小泉纯一郎称为日本政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有事三法制”和“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8月5日,又公布了《2003年度防卫白皮书》。一系列法案的通过,显示出日本正一步步突破二战后和平宪法的限制,向军事大国迈进。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对此都十分关切。 今年8月12日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纪念日。在中国走向繁荣强大和日本不断谋求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新趋势下,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强大的邻国,应如何为邻、为伴?《世界新闻报》就此问题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和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阎学通教授。 《世界新闻报》:经过二战后50多年的发展,日本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强国。近十多年来,日本一直谋求与其经济实力大致相当的军事和政治地位。作为日本的邻国,对于日本从二战后的战败国转向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诉求,我们应怎么看? 时殷弘:日本在历史上曾以包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在内的种种侵略行为,对周边国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此日本有所反省和道歉;然而,这些反省和道歉就其程度而言是不够的,在曾深受日本侵略伤害的中国人民看来尤其如此。而且,近年日本政府甚至有首相反复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局部倒退。在历史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的情况下,日本要谋求作为“正常国家”的政治权利和相关的军事权利,就难免会出现重大偏差,引起邻国的合理担忧。 在我看来,日本政府、政界和很大部分民众还没有认真考虑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日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正常国家? 就日本而言,成为“正常国家”意味着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无论是世界历史还是国际政治现实都表明,一个真正的政治大国必须有大致独立的对外政策,即使它同另外一个大国结成军事同盟。然而反观当代日本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正在争取“正常国家”地位的小泉内阁近一、两年来的对外政策,几乎在一切头等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上都对美国亦步亦趋。 第二,一个正常国家必须有大致正常的周边环境,即与邻国有大致正常的关系。当今日本与其邻国之间除了其他种类的重大问题外,存在着很突出的历史问题,它战后的有关反省和道歉也与邻国的期望存在显著差距。因此,同一般情况相比,日本政府特别需要以很大的精力和诚意去谋求与邻国构建和保持正常关系,然而它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不够。 第三,一个正常国家必须对于自己的历史、现今和未来有大致正常的心态。除上面说过的历史问题外,在过去10多年时间里日本经济持久不振,政治体制弊病频显,在东亚也面临一些新颖、复杂的安全和政治经济形势;但是,日本进行国内改革的决心不大,对于怎样在虽然新颖复杂、但仍富有和平和稳定机会的东亚发挥建设性作用,缺乏足够的合理思考。 第四,一个政治大国既具备一般政治大国的共同属性,还必须有自己的健全特色。日本应有的特色在哪里?很多日本人认为,所谓政治大国,第一意味着有大国的政治影响力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第二意味着有与其经济地位和政治抱负相称的军事力量以及联合国宪章框架内的军事权利。这是很片面的。日本在战后60年中,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下,集中国家方向于商业立国,这对日本有利、合算,并且较多地致力于环境保护和发展援助等问题。如果将来日本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它应当比其他一些国家更多地关注环境保护,更多地考虑发展援助,更多地致力于减小南北差距,这就是日本特色。相反,日本现在很多人集中关注的是要像其他大国那样拥有大国的军事权利和军事力量,如此它的国家发展道路就可能出现重大偏差。 第五,当代的正常国家必须是世界政治和区域国际政治中负责任的国家。这意味着就自己的对外行为多向国际社会、特别是本地区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进行解释,谋求协调,互相妥协,进行可能的合作。日本特别需要使邻国对它的未来放心,使之可以断定它的意图是和平的和建设性的。但是,1997年日美安保条约新指针导致中国很有理由怀疑那至少一部分是针对台湾问题的。现在的有事法制也有可能包含比应付朝核问题更广泛的、恶意的含义。特别在这两个重大问题上,日本向其邻国所作的解释,显然远远不够。在历史问题、日本军力发展问题和修宪倾向等问题上,情况也大致如此。 最后,一个正常的国家必须有适合于自身的正常的地位。世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今后的一流大国必然是实现了现代化、并且有一等国家规模的大国。日本1亿多人口,虽然目前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但考虑到其国家规模和所处的地区环境,日本的大国目标必须有限。如果日本人在构想和追求未来的时候,要的是归根结底力所不及的那种地位,就会给日本自身带来重大损害甚至灾难。 不认真思考和正确对待所有上述根本的六点,日本怎么能成为一个建设性的真正的正常国家? 《世界新闻报》:当我们谈到日本对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时,这种威胁到底有多大? 阎学通:冷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方向客观上已经给亚洲国家造成了威胁。东亚国家对日本安全政策的担心并不是日本加强其防卫力量,而是其政策取向,即从“防御型”政策向“进攻型”政策的转变。就中国而言,日本安全政策给中国安全带来多方面的问题。 首先,日本表现出对卷入台湾军事冲突的意愿。1997年日美修改其同盟的防御范围,日本的安全政策从保卫日本转向军事参与周边地区甚至全球任何地区的军事冲突。特别在是潜在的台海冲突问题上,日本已对美国承诺,在中美发生战争时,日本为美国提供军事支持。 其二是日本支持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特别是在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日本不但支持美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而且表示出愿意参加其中。无论是从理论上还从实践上,区分先发制人战略和发动战争都是困难的。 其三,日本安全政策表现出自主决定对他国进行军事干预的倾向。伊拉克战争发生后,日本选择了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支持美英对伊战争的政策,战后还决定派兵到伊拉克维和。这种政策与中国、俄国、法国、德国、印度等大国完全不同,而与英国十分相似。 一个人对他人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他手中有多少把刀,而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准备用这些刀子去扎人。冷战后,日本安全政策调整的重点不是加强本国领土的防卫,而是强调如何争取拥有派兵到海外参加在其他国家的军事活动的权力和能力。日本周边国家担心的正是日本运用其军事力量干预别国事务的倾向性。事实上,只要日本能够明确表示,只在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参与海外的军事行动,就能有效表明其安全政策是防御型而不是进攻型的,就能有效地消除周边国家对日本的担心。 《世界新闻报》: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新的形势,中国怎样在解决自己安全关切的同时,与日本相邻、相伴? 时殷弘: 从中国的角度说,在必然长期面对美国问题和相当长时间内面对台湾问题之外,假如由于各种原因,事情发展到1亿多日本人中的多数对中国持有经久的严重不满和敌意,那么对中国可能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中日关系已经或正在发生结构性的重大变化。中国正走向强大,日本正在谋求走向所谓“正常国家”。如何保证在这双重变化中,两国之间保持非敌对性的经久和平?这是中日战略关系的最核心问题。除了大力阻滞中日两国很大部分民众之间的互厌甚至敌意恶性发展这一头等要务外,还要做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建设中日两国战略互信和协商机制,对此既不怀抱幻想、也不无所作为或少有作为。在双重变化中,正在出现新的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已有的战略性问题一般也已经或将会经历新的变化;需要通过带有相应的创新性质的战略应对,争取使之稳定化和可控化,同时争取减小其中一些问题对中国的重大利益已有或可有的损害。 在上述双重变化的形式下,应当将中日关系的重心逐渐转到战略关系上来,即一是防止中日经久敌对,二是争取建设可能和适当程度的战略互信,三是有选择地进行东亚稳定、和平与繁荣所需的某些战略性协作。对待中日关系不能主要持有情绪化的思维,无论它是新还是旧。中日关系应是“正常的”关系,可以争取发展到类似于目前中美关系那样的关系,亦即必然有彼此间的战略警戒和战略猜疑,但也有防止和控制危机的意识和机制,同时有战略性的对话和一定程度一定领域的战略性协调、互信建设和协作。我们的根本基点是加速中国自身力量的建设,连同正视、应对和正确处理战略性问题和趋势。 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我们的态度从政府到民众是比较合理的,如果我们的政策比较高明,中国在颇大程度上可以塑造日本的未来。 阎学通:在日本调整其政策,使周边国家越来越担心的情况下,中国应该与日本加强往来。我把这种政策称为“接触政策”。 就我自己了解,目前日本官方并不认为其安全政策调整已经对周边国家造成了威胁。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加强中日双方在军事、安全的和学术方面的交流,就两国的安全利益和战略利益进行对话,增加双方的相互了解,增加共识。增加共识并不等于观点一致,增加共识包括达成相同观点的内容,也包括对双方分歧的相同理解。日本在安全战略问题上的认识基本上是跟着美国走,增加与日本的安全战略对话有助于日本了解除了美国的安全逻辑之外,世界上还有别的安全道理和安全观念。这可能有助于日本发现除了美国为其提供了军事同盟安全战略之外,还有其他更加安全的战略,也就是合作安全战略。 其二,“接触日本”的政策有助于增强中日之间的安全信任。日本在亚洲,有点像英国在欧洲。冷战后,日本学者曾讨论过日本是否应回归亚洲的问题。由于历史问题,日本在回归亚洲方面有困难,中国应帮助日本加入亚洲,使日本认识到参加东亚合作对日本的战略重要性。区域化是冷战后国际政治发展的大趋势,为了抵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连超级大国美国也得组建北美自由贸易区。日本靠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加入不到东亚合作中来的,就像美国与东亚国家搞双边军事同盟是发展不成北约一样。“接触日本”的政策有助于日本加入东亚大家庭的合作,而这种合作有助于加强中日之间的战略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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