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灵敏(广州)

　　长期以来，人类的历史被解读为一部人“征服”自然和其他动物并大获全胜的历史。但当人类在“征服”的道路上高歌猛进、沾沾自喜时，动物们也一直在进行着本能和坚持不懈的“抵抗”。这不，人类刚刚屠杀了身边可能传播SARS病毒的果子狸，亚洲的几千万只鸡就通过“感冒”爆发的禽流感给各国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于是，猴年伊始的亚洲大地，从日本到韩国，从越南到泰国，各国都忙着“杀鸡儆猴”。疫情最严重的泰国，至目前为止，已活埋了1000多万只鸡，并有人死于禽流感的报道。家禽供应和快餐行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专家们预测，该地区以农业和旅游业为重的国家将遭受很大的经济打击。但禽流感考验亚洲的，绝不仅仅是家禽、人命和GDP增长率，更应是缘起于历史深处并根深蒂固的习惯于“封闭作业”的陋习，是长期以来被“小龙”、“小虎”的称谓所遮蔽的单打独斗和各自为政。

　　经不起考验的亚洲

　　希腊哲人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SARS肆虐的惨重教训，明白无误地昭示人们：在迫在眉睫的危机面前，没有什么比真确及时的信息披露更重要的了。在接踵而至的禽流感面前，人们有理由指望领导人的开诚布公和真实透明。然而，事实是，东南亚的一些领导人似乎好了伤疤忘了疼，又一次毫不犹豫地踏进了信息封锁的漩涡里。

　　在泰国，英文报纸《曼谷邮报》1月17日就引述部分村庄的养鸡业者和医师的话表示，禽流感已经在5个省蔓延，但医师因为考虑到公务员身份不敢披露真相。泰国的一名议员更是说，泰国于去年11月份就知道爆发了禽流感，有多人因感染病毒而死亡，政府却刻意隐瞒了真相。然而，泰国政府却一直坚称泰国没有发生禽流感，总理他信为了消除人们对禽流感的恐惧，还在内阁例行会议上办了一个鸡肉午餐。1月25日，他信终于承认他的政府两周前就怀疑泰国爆发了禽流感，但他辩解说当时决定暂不向公众宣布疫情，是为了避免引起大规模恐慌，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

　　而在越南，最大的家禽饲养省同奈省，在一些地方出现鸡群大量死亡的情况下，政府还发表通告说，省内的鸡、鸭等家禽交易可正常进行。不仅如此，该省农业部门还鼓励人们在春节期间销售家禽，为减少防治禽流感工作的压力做出贡献。为了当地家禽的销售、声誉及地方经济，为了营造节日气氛，越南的新闻媒体在春节期间对禽流感疫情报道很少，使公众对疫情的进展不能及时了解。由于对疫情宣传力度不够，降低了相应的防范意识，即使在疫情最为严重的隆安、前江及胡志明市，仍有人无视当地规定，私自拿鸡、鸭等家禽到市场出售，造成病从口入，给疾病的流行创造了条件。据报道，几乎所有禽流感患者及疑似患者都吃过染病家禽或与染病家禽接触过。

　　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最新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了印度尼西亚一个养鸡场主的遭遇：早在去年10月中旬，他的鸡就开始大量死亡，但政府官员告诉他，这只是鸡常见的“纽卡斯尔”病，不必在意。后来当鸡死亡得越来越多，他将死鸡拿去化验，才知道是禽流感，这时他已经损失了15万只鸡，而政府官员仍然坚持这只是“纽卡斯尔”病。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大学实验室早在去年8月就将验出禽流感的报告呈给政府，但并没有被认真对待。最终，印度尼西亚当局在今年1月25日承认了疫情，但在控制疫情方面仍然进展缓慢。其农业部长本加兰宣布，没有全国宰杀病鸡的计划，当局不会像泰国等国家那样屠杀鸡只，原因是有感染之虞的区域过于广大。政府发言人里格吉说，病鸡鸡肉将在国内市场售卖，并认为它们适合食用。

　　信息披露，为什么这么难？

　　在突发事件面前，以维护政府权威和国家安全为由，采取淡化处理、甚至是掩盖和欺骗的手法，上述三国这种危机处理方式的背后是一种行之经年、积重难返的颠倒的信息观。

　　这种信息观的最大特点，首先就是将原本属于非常中性的信息收集和发布工作，变成了为特定的目的服务的“政治任务”：以维护政府权威、促进公共利益、保全领导人面子、刺激经济增长等堂而皇之的名义，将所有公共信息分成可以自由发表的“正面信息”和需要由有关当局决定是否发布、何时发布的“负面信息”。在这么一种意识和行为习惯的支配下，少数人越俎代庖地替整个社会“包办”了对信息的判断权和取舍权，几乎所有信息的发布都得与这个集团的利益相符，否则就遭到干预和禁止。这不仅人为地制造了信息不对称，违背了市场经济分散决策的原则，而且很容易出现少数人劫持民意、将自己的私利指鹿为马地强加给公众的不合理现象。

　　这种信息观，在传媒不发达和政府权力处于强势的年代，曾经在世界上非常普遍。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限制政府权力运动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这种信息观开始遭到各方面的批评，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逐渐失去合法性和合理性。在全球化时代，在一个利益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已经完全不能指望在信息封锁状态下处理诸如禽流感这样的社会危机了，任何要包办这种判断权，并以为可以制订出最好的判断取舍标准的想法，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功利信息观虽然仍然被一些人当作是“高明”来信奉，但是从实际经验看，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小聪明”，而不是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大智慧。在亚洲，一些国家之所以存在严重的政府诚信危机、贪污腐败、市场秩序混乱、裙带资本主义等问题，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信息收集和传播的人为干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的不透明。而在传媒空前发达的今天，信息披露程度本身就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形象和威信。发生疫情没什么可耻，但隐瞒实情就为人不齿了。因此，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最公平、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信息公开，让每一个人都有知情权，让不同人、不同的利益群体自己去判断、取舍和选择应对方式。

　　防治禽流感需要国际合作

　　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疾病的传播速度比以往快得多，且疾病往往容易超越其本身而引发人们的心理恐慌，再加上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城市人口集中地区易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灾区。因此，不管是SARS、禽流感还是艾滋病、鼠疫、炭疽病、疯牛病和口蹄疫等，都已不仅仅是一次恶性疾病的传播，更已发展成为全球公共事务危机。比如，最早发生于英国的疯牛病如今已经蔓延到日本，即使禁止进口英国牛肉和饲料都收效甚微；最早在美国发现的艾滋病，现在已对全世界的人类健康构成威胁。几年前肆虐欧洲的“泛亚型”口蹄疫，10年前就在印度被发现，由于疫情只限于个别地区，没有引起发达国家的重视，其后逐渐扩散到非洲、东南亚、中亚和蒙古，经繁衍变种之后传染力增强，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这种病毒随着频繁的贸易往来获得了光顾世界各地的机会。人们几十年与病毒打交道的历史表明，完善的公共危机的早期预警是第一步，在全球化的时代，建立国际合作的良好机制也同样关键。

　　1月28日，由泰国政府提议召开并承办的关于当前禽流感形势部长级会议在曼谷举行，会议通过的声明强调了国际合作遏制疫情的重要性。合作的内容主要包括：建立地区动物疫情监测网络，并使该网络与现有的人类疾病监控网络相联接，实现疫情防控信息和防控技术的共享；各国应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及国际兽疫局等国际组织建立密切的工作联系，并在其指导下建立高效的疫情预警、监测和应急体系；国际社会应向一些发生疫情的国家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资金援助，以提高这些国家进行流行病调查及实验室检测等方面的能力等等，可谓面面俱到。许多人据此认为亚洲已经迈出团结与合作的一大步，甚至认为“亚洲共同体”已经在走向现实。

　　其实不然。会议的迅速召开确实表现了各国的重视程度和反应能力，但给予那些原则性、表态性的声明以太高的评价则是言过其实了。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在这个地区看到、听到了不计其数的协议、条约、声明的诞生，但直到今天，亚洲的一体化步伐依然在世界的低水平上徘徊。很多时候，为了照顾彼此的面子，为了树立形象和政绩，许多困难和顾虑没有拿出来讨论。于是，往往会出现会议文件起草通过得很顺利、但实际的执行却困难重重的令人困惑的现象。此次曼谷会议虽然通过了以“合作”为主旋律的声明，但实际上，各国依然是各怀心事，在扑杀病禽等利害攸关的问题上，印度尼西亚等国依然犹豫不决，这又是一纸声明所能解决的么？或许，我们该学学欧盟：在会议上可能吵得不可开交，但对通过的决议，执行起来却毫不含糊。疯牛病肆虐之时，欧盟要求英国屠宰400万头怀疑受到感染的牛，英国曾经激烈反对，但最后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并不惜牺牲旅游业，对英国乡村进行了大面积的隔离。这种实斧实凿的态度或许才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为了维护世界的福祉，亚洲的当务之急是以果断的行动彻底阻断禽流感蔓延的通道，避免灾难性局面出现。但是，接下去的任务更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培养直面现实、实事求是的作风，学习据理力争和妥协合作等。SARS危机之初，亚洲的公共管理和危机处理系统手忙脚乱、漏洞百出，但愿这一次，我们能交出一份让世界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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