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本刊记者亓昕

　　昆丁有点儿感冒，鼻子微红，吸溜吸溜的。他站在北京东直门地铁站A口等候记者的到来，这是春节黄金周后的第一个周四，地铁口人潮汹涌，这个茫然四顾的33岁异国男子，亚麻色头发，简单衣裤，背一只与之身形相匹配的硕大书包，站在那儿，被无数路人迅速“刷新”，远远望去，那景象有几分文艺片里的孤单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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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维·昆丁·道迪埃，美国共产党员，在很多中国年轻人纷纷去往美利坚之际，他正打算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18岁的奇妙夏天

　　昆丁来自美国南部一个基督教家庭，他敏感而善良，看到受苦受难的人从不无动于衷，但“那是上帝的安排”，而他，彼时的梦想就是当个牧师，以更好地协助上帝拯救人类。

　　18岁的暑假(他念大二，在美国一所很牛的大学里主修古典语言)，信仰共产主义的祖母很无意地递给他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他看了一眼那红色的封皮：《共产党宣言》。

　　在此之前，他对共产主义惟一的印象来自小学的地理课，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苏联，地理老师请苏联大使馆寄来有关苏联的资料，邮包寄到学校后，上面多了一行校长的批示：小心授课内容……在被标榜为“自由国度”的美国，共产主义的处境有点儿像中餐中的味精，还是“不放为妙”。

　　接过那本书，昆丁略感好奇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阅读。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那语言深不可测，那理论如此新鲜，那种阐述有种伟大的不容辩驳的科学性，这些，令这个18岁的、一直笃信基督的青年，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

　　“看的时候什么感觉？”

　　“立刻产生兴趣。”

　　“接下来呢？”

　　“更感兴趣！”

　　上述对话发生在“麦当劳”，昆丁挤坐在矮小局促的桌椅间，看上去有点儿难受。他坚持用“兴趣”一词表达他读《共产党宣言》时的感受，除此之外，他说那天好热，那天他的房间简洁明亮，那天窗外阳光热烈，那天整个世界都很安静……

　　他用近四个小时阅读思考这本小册子。之后，他俯在桌子上，一个巨大的声音响起：上帝没了。

　　天啊！上帝没了！上帝没了……

　　一个闷热的暑假、一本五十几页的小册子、四个小时的时间——一个青年长达18年的信仰就这样被颠覆了：原来，主宰世界的不是上帝，也不是命运，而是我们自己！原来，历史是在一种社会推动力之下前进的，一切的不平等都可以用人为力量改变！包括我的力量！

　　这是最重要的，包括我的力量！

　　他激动了，接下来，他四处寻找、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整个假期他沉浸其中，抬起眼，人生第一次如此清晰：仍然是让社会公正幸福，但不靠上帝，就靠自己。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昆丁，完成了自己18岁“成人加冕仪式”。

　　毕业后，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为了钱而工作”，同时，他的信念越发坚定，思考越发成熟：

　　“我信仰共产主义，怎么证明这一点？不是我在说什么，而是我在做什么？”

　　“要让人人幸福，首先行动起来的应该是有财富有机会的人，他们主动帮助穷苦的人，这是必须的。”

　　“你不能拯救世界，你却能拯救一个具体的人。”

　　“没有上帝，生命如何不朽？人有小我、大我，小我会死，大我却可以永生，为社会做有益的事，必然可以感染别人，你死后，别人会继续做。”

　　24岁那年，昆丁加入了美国共产党。1999年，28岁的昆丁来到中国北京，并很快定居，这个中文名字叫杜大伟的“国际友人”，认定中国是他为开垦自己的信仰所选定的辽阔土地——“美国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不恰当的，一个错误的开始不可能有正确的结局，无论我做了什么都是徒劳。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通过努力，总会解决。在中国，我的行动会收到最大的效果，我会更有信心，有更大满足……我愿意做得更多，让中国更好。”

　　从此，杜大伟同志在中国所做的事情，已不仅仅出自天性的善良，更是大信仰下的正式实践。

　　21岁的儿子小杨

　　2000年的春节就要到了，那是北京冬天最冷的时候，蓄积了一个冬天的雪终于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昆丁到北京火车站去送一个朋友，走出站台，他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哆哆嗦嗦地站在雪中，表情无助——这就是小杨。

　　小杨是贵州人，家在农村，爸爸在世的时候是乡村教师。那个寒假，大姐刚刚出嫁，弟弟要学费，妈妈的病又加重了，上高二的小杨借了300块钱跑到北京，要打工赚钱养活家人。帮人卖了一段时间的菜，没挣着啥钱，眼看又要过年了，小杨想家了。再说，还得回去念书。可是，连路费都没有……咋办？把心一横，小杨决定到火车站向好心人求助……

　　小杨记得那天，那个高大的外国人在身边望着他，“他看上去难过极了，好像比我自己还难过”，就是他眼睛里忧郁的善良，使小杨在听到那句“follow me(跟我来)”后，毫不犹豫地跟他走了。

　　他先带着小杨去吃了顿“麦当劳”，小杨吃，他看着，眼神依然忧郁。之后，他带小杨回家。一路上，他看上去很沉重，偶尔跟小杨嘟囔几句什么，但小杨听不太懂。

　　他的家很暖，比小杨在火车站租的“8块一宿”好一百倍，开始，小杨还有几分“警惕”，但他太累了，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醒来后的小杨发现昆丁把自己的两个床垫分开，小杨睡的，是那个更软的。早晨的阳光探进来，小杨揉揉眼睛，觉得一切像梦。见他醒了，昆丁递给他一个信封，信封里面是1000元人民币。

　　“给我的？”

　　是给他的，之所以这么多，是因为不仅包括回家车费，还包括生活费。

　　小杨被这么多钱给“吓”坏了，捻出几张，其余的又递给他，可他显然是生气了，他生气的样子还是挺凶的，小杨只好收下了。

　　那天，他给小杨买了条昂贵(120元)的裤子，又吃了几顿好饭，当小杨说要回贵州的时候，他让小杨等他两周从美国回来后再走，这样，他才放心。

　　两周后，刚刚相识的两个人在站台告别。小杨在车厢里跟他摆手，要他回去，他执意不肯，一定要等到车开。就这样站了半个小时，小杨说，那天好冷啊。

　　小杨隔着车窗看着这个陌生的外国人，终于哭了……那一次，他又交给小杨2000块钱，让他回去好好读书。

　　火车上，小杨想着这梦一样的几天，和这场不真实的相遇，心里想：他真好，他真是好人……

　　回家后，小杨大概每个月跑到县里的邮局给他打个电话汇报一下“思想及学习情况”。高考结束后小杨给他打电话，说自己考得不太好。他安慰小杨：没什么，学到了知识就行。后来小杨在昆丁的帮助下来到北京，就读于一所私立大学。来北京是因为他曾问过小杨想在哪里念大学，小杨说当然最好还是北京。小杨随口说出的愿望，昆丁当作梦想去帮他实现。

　　四年，每年学费5000块，还有生活费，他全部为小杨交付。

　　他说：我的确不是富翁，但不要总说我给他多少钱，他坚持着他的求学梦，这也鼓励我坚持我的信念。

　　他确实不是富翁。小杨的母亲患有严重风湿病，去年夏天犯病瘫倒在田里，不敢往医院送因为没钱。小杨听说后哭着打电话给昆丁，昆丁安慰着他，然后，突然骂自己没用，小杨明白了，他的意思是他没钱了，为什么挣不到足够的钱，去帮助小杨。

　　但不久，小杨妈妈还是收到了昆丁邮来的1500元。这是昆丁向朋友借的……

　　几年下来，昆丁已经为小杨花了将近4万元。

　　昆丁有一天忽然对小杨说：你当我的儿子更好。小杨笑了，好像默认了。

　　昆丁33岁，小杨21岁，记者问昆丁：“他真管你叫爸爸吗？”

　　“叫，”昆丁往椅背上一靠，很骄傲的样子，“不过，是在没人的时候。”

　　“当初你凭什么那么相信小杨，就不怕遇到骗子？”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帮人结果被骗是正常的，但你还要帮，帮了十个人，有三个人在骗你，你还‘赚’了七个！”

　　现在全村人都知道小杨碰到了个好心肠的老外，小杨妈妈养了一头肥猪，就等着昆丁啥时候去杀了给他吃……

　　电话里问小杨：想过怎么报答昆丁吗？

　　小杨说：想过，不过这是我的秘密。

　　“那我就不问了。”

　　“那……就告诉你吧，我知道怎么做能让他高兴——就是像他那样，帮助更多的人。”

　　4000块钱的分量

　　“麦当劳”里人声鼎沸，空调开得很高，昆丁当然也很热，但他坚持不脱掉厚外套。他是个自律的人，很难想像他连电视都没有，而且不听音乐，不看电影，甚至不读报！只读书！他用一种特搞笑的眼神形容朋友看到他房间的“简朴”所表示出的诧异，记者被他逗得大笑。那一刻，这个搞怪的昆丁，在记者眼里，好像才有了几分“人间烟火”的味道。

　　事实上，他没有很多的业余时间去休闲，他现在是北京某重点中学的外教，小杨说他背的那个装有学生作业的大书包“足有100斤重”，他还有很多“义务”需要去做，包括免费为残疾人讲课，一周四个小时。而每个月他都拿出收入的1/3帮助别人，来中国的五年，他始终坚持这样做。

　　现在，这笔钱包括每月寄4000块，给河南艾滋病村艾滋遗孤的监护人朱进中。

　　那是去年11月的某天，他走在大街上，很偶然地看到《今日北京》上刊登的朱进中和他的艾滋孤儿。看完后他难过了好几个小时，他必须要为他们做点儿什么！

　　他立刻打电话给一个中国朋友，找文章作者，再找朱进中所在村子的电话，他要核实，结果更令他难过：艾滋孤儿不是报纸上说的70多个，而是100多个！

　　恰好几天后，朱进中到北京电视台做节目，昆丁特地赶去见他。他给朱进中带去了4000元，那是孩子们一个月的伙食费，他告诉朱进中这钱会一直给下去，但抱歉地说：“寒暑假期间可能给不了，那时候学校放假，我没有固定收入。”

　　“朱进中当时有什么表示？”

　　“他谢谢我。其实谢谢也不用说，该感谢的是他，他做得很多，我做得很少。”

　　感动他的是朱进中说了一句话：“我死后，希望有人能够照顾我的孩子，因此现在我要照顾别人的孩子。”他绿色的眼睛停了几秒，说：“多朴素的‘哲学’，要是大家都那样想，世界就没什么问题了。”

　　在常人看来，昆丁已经做得足够多，但他的心情仍然沉重。

　　艾滋村在经济上已“瘫痪”，小加工厂早就倒闭了，什么粮食水果，只要是这个村子产的，就都卖不出去。昆丁说：给孩子们钱是没有多大用处的，除非能帮助整个村子。

　　一个外国人，没有那么多钱，也不是官员，更不是慈善组织的成员，他能做什么？但他做了，而且做法出乎意料——他要来当地乡镇干部的电话，他要帮他们重建工厂，恢复生产，帮他们卖产品！

　　为此，他已经联系好去见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著名国际公益组织)的负责人，他眨眨眼，说：“‘工合’需要我的智慧。”

　　现在，他居然在学习当地的历史地理，“想知道他们的爷爷是什么样的，”他兴奋地说，“那里是中原，曾经是兵家必争之地，八路军就在那儿，那时的人民非常强大，那么，现在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还可以很强大。”

　　今年五一，他要亲自去一趟，写一个调查报告。

　　“那4000块打算寄到什么时候呢？”记者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昆丁说：直到我死。

　　＞＞后记

　　和一个美国人，在“他们”的快餐店里，谈共产主义，那种感觉很意味深长。采访的最后，昆丁很郑重地提到“三个代表”思想，他说：当年，国民党被没有钱没有人没有多少枪的共产党打败，在西方人眼里这几乎不可想像。但这就发生了。为什么？因为共产党就多了一个东西：心里有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就是它创造了奇迹。所以现在我特别喜欢“三个代表”。

　　他讨厌别人把他的行为称为“善举”，认为这有种俯视意味，他说：你能做，但不做，这就是错误。

　　几天后，我去他那儿取照片，他兴奋地告诉我：和“工合”负责人谈了四个多小时，他们同意帮助那个村子，并将派专人在五一同他一起前往考察，他又笑着补充，那个负责人也爱看《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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