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冬，朱家溍（后排左一）及其母亲和王世襄（后排右一）在一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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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朱传荣)

　　应约写王世襄先生，这在我，不是常事，不是容易事。我答应，是因为责无旁贷。

　　百年通家之好

　　王世襄先生和我家是世交，太老伯和我的祖父都是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的好朋友，都曾经为初期的故宫博物院工作过；太伯母和我的祖母均擅诗词绘事，有唱和之乐。因为太伯母中年去世，我的祖母对王伯伯就格外关注，常常会不自觉地对王伯伯说起母亲去世太早了这样的话。有一种亲如己出的怜爱。

　　王伯伯与我父亲朱家是同年生人，家境相近，都是玩心极盛，还格外认真。他们的成长期，用父亲的话说是“玩之余则以学文”。王先生初入大学时，耽于嬉戏，几乎导致退学。父亲连考两次理工课专业，未能录取。在各自的家庭里，他们都不是最出色、最有才气的那个孩子。抗战军兴，年轻人不愿做亡国奴，他们二人都分别去了后方，胜利后，先后复员回北平，又先后进了他们早就发誓终生相许的故宫博物院。20世纪50年代，他们在同一天的全院大会上被分别押上了大卡车，先后在白云观、东岳庙两处公安学校被拘留，审查并不存在的贪污以及历史问题，拘留时的编号，王伯伯是38岁，我父亲是56岁。60年代中期，他们分别随故宫博物院和文博研究所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王伯伯在七连，父亲在九连。

　　“十年浩劫”之后，他们都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才得以公开地倾心地工作。父亲在时，常常感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敢在孩子们跟前说真话。王伯伯则认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国策，对我等实恩同再造。”

　　颠倒的是非，一旦颠倒过来，竟然就能“恩同再造”，其实不过是“从此多年来写成之稿件，积累之资料，得陆续以本人姓名正式出版。其鼓励鞭策之力，何止万钧！”做有用人，成有用事，对于他们二人都是最大的幸福和享受。

　　上个世纪的一切沉浮，他们都经历了，他们是性情投合的好朋友。

　　善书

　　1983年，《髹饰录解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得着样书的那天，王先生淋着雨，来了，给父亲一本。

　　父亲笑着说，出来了。

　　母亲接着说了一句，如不看转送人。

　　三个大人都笑了。

　　我不明白母亲的话什么意思，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笑。等王伯伯走了，赶紧追问，母亲解释说，就是这本《髹饰录解说》，王伯伯从1948年就开始写，到1958年大致完成。那时候刚当了右派，写出来，也没有地方敢出。他自己花钱刻蜡版，油印了二百份，白送给各大图书馆、艺术院校、工艺美术工厂和研究所作为漆工艺的参考书，封面上只印了自己的号“王畅安”，连名字都没敢用。过去常有人许愿，出钱印经，印几百册，放在庙里，供人自取。作为一种善行，这种经书叫“善书”。书的最末一页，或是扉页的背面，差不多都印着这么一句话“如不看转送人”，有时还有“版存某处，敬希翻印”的话。王伯伯印的书，就差这一句了。我们家原来还有一本油印的，也是王伯伯送的，抄家以后就没再看见。

　　黑色封面，朱红色作书名，作为正式出版物的《髹饰录解说》使人联想到古代漆器中最常见的两种颜色。设计出自仇德虎先生之手，典雅又切题。给人留下很深印象。

　　但是由于出版社计较成本，取消了所有的彩色插图，使绚丽多彩的漆器黯然无色。读者越是惊叹注解的详尽和精确，也就越是为此遗憾。直到《髹饰录解说》的第二次印刷，1998年的版本才终于用上了彩图。这时已经是十五年过去了，庆幸的是王伯伯高寿。赶上了。

　　我在北京图书馆借到过这本书的油印本，日期是1958年。线装一册，瓷青纸书衣，宣纸书签。

　　还有一种,《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中的佛作与门神作,也是油印，1963年，纸挺糙,一看就知道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再生纸。里边有很多头次见到的字，像“”读剪，是金属装饰中的一种手法，有金、银等。还有什么“沥粉贴金”之类的词汇，也是这时候认识和知道的。

王世襄夫妇

　　无欲则刚

　　算起来，《髹饰录解说》初版前，正是王伯伯最困难、最痛心的时候。十个月辗转于公安学校与看守所之间，饱尝手铐脚镣滋味，还染上了肺结核。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审查”结束之后，尽管证明无罪，却仍然被开除公职，从此被迫离开发誓终生相许的故宫博物院。

　　1957年，王伯伯成了右派，1962年，又有一个“右派改正”，说是给部分右派摘掉帽子，尽管在上级组织那里，他们仍然被叫做“摘帽右派”，但毕竟是绝境中的一线希望。父母肯定是在家里说过什么为右派担忧，或为改正庆幸的话，我的大姐当时十岁左右，很用心地记住了。下一次王伯伯到我家来的时候，大姐认真地向王伯伯问：“现在王伯伯算好人了吧？”王先生只好笑着答，“算好人了”。

　　1983年的夏天，我坐在老北图高大阴凉的阅览室里，头上老式的黑色电扇呼呼地旋转，面前是两种纸墨都不精良的非正式出版物，不由得感慨万端。

　　那段时间，正在热读海明威，《老人与海》中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永远也不能被打败”，不太明白，可是记得很清楚，觉得用在王先生身上挺合适。曾经写了一篇作文，写什么忘了，海明威的话肯定用上了，还跟王伯伯说过，王伯伯当时只是说，“嚯，你说的这作家，我还真不知道。”换成中国式的说法，大概应该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或者是“不坠青云之志”。只是二十年过去，说到王伯伯的经历，我仍然无缘由地会记起这句话，所以，还是写在这里。

　　几种《髹饰录解说》的序中都说到，甚至在总结自己八十岁生活的有名的《大树歌》中也写到了“蠖公授漆经，命笺《髹饰录》。两集分乾坤，字句度往复。……十载初稿成，公命幸未辱！”

　　蠖公就是王伯伯常挂在嘴边的朱桂老，《髹饰录解说》的题签下落款：紫江朱桂辛，就是朱启钤先生，是我国古建筑、髹漆、丝绣等门学术研究的奠基人。朱启钤先生自筹资金刊刻了宋本的《营造法式》，创建了营造学社，又把我国仅存的漆工专著，只有孤本藏在日本的《髹饰录》录得副本刊印流传，并为中国古代工艺的流传培养了一批空前的学者。诚然，文明中的这一烛薪火，从此有了传承，王伯伯不能忘记师恩，我们更不能忘。

　　朱启钤先生给青年指出方向，没有自己的利益在内，王伯伯穷一生精力于此，也没有自己的利益在内，所以他们都是不可以被打败的人。

　　1999年，距离《髹饰录解说》初版油印四十一年，有藏书者将此本送至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竞拍，以千元成交。买的人，一定不是漆工，“如不看转送人”，我想起母亲的诙谐。

王世襄和朱家溍

　　福缘自造

　　王世襄先生的书名，专论之外，总是“锦灰堆”“自珍集”这样的名字，看起来充满着谦逊意味。我却觉得这不是谦逊，是真实的自况。

　　王伯伯家里有一把扫炕笤帚，是王伯伯自己扎的，已经用了三十多年。王伯母曾有小文记此事。

　　“‘文革’中，我与世襄分别在静海团泊洼、咸宁甘棠乡两干校，相距逾千里。一日世襄用小邮件寄此帚，谓用爨余竹根、霜后枯草制成，盖藉以自况。而我珍之,什袭至今。”

　　唐琴，宋画，明版书都是可珍惜的，价格随着时间的变化也会有高低贵贱的不同。人间真情呢？在人心中，在生活的每一处细节中，却永远是无法衡量的价值。

　　偶然到王先生家的人，都会惊诧，房间中拥挤着许多看来没有用处的东西，纸盒子；各种形状的绳子，宽的，细的，绕成一个一个的小捆；甚至整包书的包装用牛皮纸，也被细细致致完整地拆开，成为一个桶状的壳子，竖在其他杂物中间。碰上谁要从王先生家拿东西走的时候，这些包装就一一派上用场。伯母还会细心地告诉你，别那么粗粗拉拉的，这张纸将来还能用呢。这都是我一点一点收拾起来的，扔了多可惜呀。

　　外出散步时，王伯伯和伯母身上总揣着些用过的药瓶子、小塑料袋什么的，因为年纪大了，常常要吐痰，又不愿意吐在地上。

　　过年时，王伯母总要构思一幅小小的刻纸，神气活现，是当年的生肖，贴在买来裁好的白卡纸上。下款是恭恭敬敬的夫妻姓名。大小正好合适装进5号信封。

　　2003年，嘉德公司专为王氏夫妇举办的“俪松居”专场，展览和拍卖都异常火爆，成为本年度引人瞩目的新闻之一。坊巷之间，争说王世襄成为时尚。

　　物之聚散，有天意在经管。不知道哪些人成了俪松居旧物的新主人，古物有灵，珍惜手捧着的是一份福祉。

　　有一句老话，常常被写在过年的春条儿上的，叫“福缘自造”，说幸福是由自己创造出来的，能自爱，能爱人，爱生活的人，都会有自己一份幸福的。

　　我所知道的王世襄先生，就是这样一个自己创造了幸福的人。他是正直的人，有做人做事的原则和立场，随和但不苟和；是有学问的人，无一说无根据，无一句无来历，即使是活跃在口语中的某些字，也要把援引的字典或是辞书注明；是有趣的人，不以无趣无味为荣，行文如抵膝而谈，活力盎然，常使人有会心一笑，譬如说北京狗，“它对主人忠诚友好，但又不贫”，对“贫”的解释则是，“北京俗语，指无休止地向人表示好感”；是有大爱的人，为人纯真，富于理想，在风雨浮沉的任何一种生活中，这种爱支持着他，“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所有读过王先生文章的人，该庆幸自己生正逢时，读这样的文字，感受这样的人生。我们不一定学习漆工，不一定会弹古琴，也不用特地准备一辆传说中的加重自行车，到远郊区县去淘换古旧器物，我们可以踏踏实实做好我们自己，成就我们本来可以成就的事情。世界之可留恋，不就在于它的参差多样吗？当然，不会有很多的“朱桂老”，知人善任，如称职的园丁。但遇见别人在做有益无害的事情的时候，能帮助就帮助，不能帮助，不要作别人的苦寒，总可以的。

　　尽管说梅花香自苦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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