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日本历史上首次明确判决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行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4月15日，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季卫东教授在越洋电话里对记者说。
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由211名阵亡者家属以及宗教界人士组成的原告团向福冈地方法院提出了诉讼。4月7日，福冈地方法院判决小泉首相在2001年8月13日参拜靖国神社违反了日本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
季卫东教授在对此案评述时说，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时乘坐公家的车，带秘书同行，并在靖国神社的签名册上签下“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的字样，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款，可以确认这些行为是代表国家的公务行为，属于正式的参拜活动。再根据宪法的第20条第3款“国家不能从事宗教性活动”，可以认定这种行为是违反宪法的。就赔偿请求来说，原告虽然在精神上承受了痛苦，但是法律上的利益并没有受到侵害，“所以在判决中将精神和利益区分开来，驳回了原告精神赔偿的请求”。
针对记者对小泉纯一郎为何表示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季卫东教授回答说：“这个判决是非常有意思的，在判决结果里存在一定的暧昧性。法院在判决的正文里否认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即驳回原告要求精神赔偿的请求，但在说明判决理由时作出了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违宪性判断，肯定了原告请求的法理基础。”
“这说明在形式上被告胜诉，但原告的真正目的是想证明其行为的违宪性，所以在实质上是原告胜诉。”季卫东说，“原告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不想再申诉，而被告方已经被判胜诉，很难再就判决理由提出申诉，所以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产生了法律效力。但因为判决不涉及请求内容的执行问题，所以违宪性判断的法律效力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只会有一定的影响，而没有约束性的作用。”
“这就是小泉在事后仍然可以表示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季卫东说。
“到现在为止，日本历史上共有3例判决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违宪或涉嫌违宪的案例。”季教授介绍说。第一例是1991年1月，仙台高级法院判决一地方议会决议“由公款支付参拜靖国神社的开支”为违宪行为，但对象是地方议会，不是国家政府和首相；第二例是1992年7月，大阪高级法院判决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以总理名义参拜靖国神社为“有很强的违宪嫌疑”，但并没有肯定是违宪行为；第三例就是这次福冈地方法院判决小泉首相违宪。“只有这次是明确判决国家首相的这一行为违宪。”他说。
“福冈地方法院的判决结果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反响。”季教授说，4月15日，一个日本地方法官在面向大众的综合性杂志《周刊新潮》上发表对此事的评论，而此前，类似的法律案件的讨论都刊登在法律专业刊物上。
“日本大多数的法官和法学界人士认为这个判决是正确的。”季教授说，“从法治主义、人权、战后国际秩序上来讲，这个判决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就日本来说，它一直使用分散性的违宪审查，没有专门的宪法法院，这一判决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地方法院在宪法诉讼中发挥的作用具有局限性，因此应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解决违宪问题，设立宪法法院的主张越来越活跃。同时，日本长期奉行司法消极主义，对于政治问题，法院一贯持一种慎重、消极的态度。这一判决激发了司法对于政治的干预，有可能成为司法向着积极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契机。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明治以后的11次战争中，有7次和中国有关，靖国神社供奉的25万战死者中，有21万人或多或少与中国有关系，因此靖国神社和中国人民的感情是息息相关的，这一判决结果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是一种抚慰。另外，中国的司法机关可以看到，日本的司法独立具有相当坚固的基础，地方法院抵制了外交当局的干预，没有屈服于压力，作出了公正的判决，这对于两国的法律交流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季教授介绍说，在此案的影响下，近日，日本一批进步的作家、学者、文化人提出政府向伊拉克派兵属于违宪行为，他们计划在近期对此行为提起违宪诉讼。“可以看出，这一违宪判决对日本的政治势力乃至国际秩序可能产生很大影响。”他说。本报记者 杨亮庆 实习生 张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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