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民青

　　有媒体称“虐俘门”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59年间最耻辱的记录,是越战后面美国政府对媒体的最大尴尬……毫无疑问,这一事件将成为世界新闻传播史上一个重大事件。

　　同时遭遇尴尬的还有西方国家实行多年具有成效的“新闻管制”。面对虐俘事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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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难免发生疑问——在严密的新闻管制下,虐俘事件为何能被曝光?

　　失控的新传播群体

　　众所周知,新闻管制并非美国人的发明,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最先实行新闻管制,以后,经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

　　以往,西方国家实行的新闻管制,其对象主要是社会上的传播媒体及从业人员。历史上的一位美国要人曾说过,在战争中,我们面临两个敌人,一个是战场上的敌人,一个是新闻媒体。

　　美国战时新闻管制主要采取3种办法,即:新闻阻断、新闻约束、集体采访。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首次向全世界媒体开放,允许嵌入式随军记者采访。包括许多专家在内认为,在近几场战争中,美国政府的新闻管制取得了明显成效。

　　从本质上说,美军虐俘事件有其自身原因。然而,在美军历史上,类似事件成为全球舆论非议的焦点,而陷入千夫所指境地,却非常少见。尤其是,这样的事件竟发生在美军严密新闻管制之下,就更值得探究。

　　从目前新闻媒体披露的情况看,直接拍摄有关虐俘事件图片、图像的,主要为美英军内部人员和与其有密切关联的人员,却不是以往新闻管制控制的对象——新闻媒体。因为,在严密新闻管制下,包括美英两国在内的媒体人员难以进入现场。

　　据悉,拍摄图片和图像的驻伊美英军人员情况非常复杂,个人目的多种多样,有的出于好奇,有的出于习惯,有的出于良知,有的属于恶作剧,有的为了传给至爱亲朋,有的为了留下所谓纪念,有的纯粹为了收藏,有的出于变态心理所致,而有的直接或间接被有关媒体高价收买。

　　英国《每日镜报》披露,英国士兵涉嫌虐待伊拉克战俘,甚至制作了殴打战俘的光盘留作“纪念”。美国媒体披露,一位“有良心的大兵投书”指控,驻伊美军虐俘事件,提供了包括CBS播出的这些照片在内的一些证据。对此,美国陆军不得不宣布,“第800宪兵旅6名士兵因被指控残酷对待20多名战俘而被送上军事法庭,具体罪名包括玩忽职守、虐待、人身伤害和对他人采取下流举动等。”

　　在当今的战争中,如果上述情况仅限于美军个别人,西方国家实行的新闻管制可以较好控制。但是,当众多人轻而易举得到众多“证据”后,尤其是在新闻管制对此遗漏和疏忽后,新的问题就不可避免了。互联网上第一批美英军虐待战俘的照片有上千张,全球媒体轻而易举可以调用。《华盛顿邮报》称,有些照片拍摄的时间从2003年的夏天到冬天,早就在伊拉克的拉克阿布——卡拉伊比监狱的美军宪兵中传阅。

　　这种情况说明,在信息时代,随着新传播群体的涌起,新闻管制的对象已发生新变化,需要对此重新认识。

　　防不胜防的新传播渠道

　　翻阅有关战史,一些国家的军队,特别是在侵略战争中,类似美军的虐俘事件以及严重违背人性和伦理道德的事件屡见不鲜。这些事件和罪行一般是事后由历史学家、学者披露。在战争进行中,很少当时向外披露,也很少在当时成为全世界舆论焦点。

　　这其中的原因是,在信息时代,舆论传播新工具和新渠道不断改进,而新闻管制却跟不上这一发展。西班牙《世界报》在一篇报道中说:“由于虐待战俘事件被媒体曝光,美军对伊拉克的占领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抨击,而将丑闻大白于天下的却是不起眼的数码照相机。”“数码照相机已成为在伊拉克领土上反抗美军占领的有力武器,这些武器并非掌握在敌人手里,而是在美国大兵自己的手里。”

　　仅从技术性能上看,数码相机与传统相机的区别似乎是在容量、便捷、快速等要素方面,但是,数码相机、摄像机,特别是那些微型的数码相机、摄像机等工具,无意间成了新的传播工具。其长处在于可以最便捷、最隐蔽、最迅速的方式传送给各媒体。实际上,这些工具成了人们被忽视的窃听器、窃拍器,而传统的照相机、摄像机却难以做到,尤其难以迅速而广泛向全球传播。

　　《华盛顿邮报》图片编辑基思·詹金斯认为,以现有技术手段,业余摄影师拥有与专业记者相同的能力,装备有相同的工具:数码相机、便携式电脑和互联网连接,就有了实时传播的能力。

　　由于过去美军对在战场上和重要场合使用数码相机、摄像机没有严格限制,加上这些装置在官兵中间早已相当普及。因此,有了这些“新武器”的官兵在使用中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事实证明,这些不被人特别重视的传播武器,不比真正的武器逊色。

　　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传播形式不断进步的情况下,近年来,“博客”作为一种传播形式,“一种表达个人思想和网络连接,内容按时间顺序排列,并且不断更新的新闻出版方式”,已在互联网上兴起,成为一种越过传统新闻出版部门,直接与全世界舆论受众见面的新的传播形式,这对传统的新闻出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当为数不少的人将美英军有关虐俘的图片、图像传播后,政府仅靠行政命令以及技术手段来阻止,已不再有效,他们清楚,如果坚持那样做,将很可能弄巧成拙,造成更大被动。

　　西方主流媒体的选择

　　客观地说,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西方国家媒体对美英联军虐俘事件做了大量报道,甚至有些争先恐后的味道,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美国《华盛顿邮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人》杂志、英国《镜报》、《星期日电讯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独立报》、《卫报》等。这些媒体在2004年5月前后的多天时间里,比较充分地揭露了美英驻伊联军的虐俘事件,从而形成全球舆论焦点。

　　如果说西方媒体比较充分报道虐俘事件,就证明西方国家存在超然一切的新闻自由,则仍然是只看表面现象的误解。人们还清楚记得伊拉克战争发生不久,美国有关媒体开除著名资深战地记者,其罪名是违背了国家利益;阿富汗战争前后,全世界公认,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表现了少有的与国家利益的高度一致性。

　　在虐俘事件中,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西方媒体为何又反其道而行之,表现了与政府利益的相悖性呢?这主要是由西方媒体的三大特性而致:

　　一是经营的商业性,西方众多媒体作为市场化下的经营实体,决定其本身必须追求商业价值,必须关注自身的利益和利润;

　　二是相对的独立性,除国家投资和控制的媒体外,其他众多传播媒体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机构的人员、资金、经营等方面,均不受国家直接控制;

　　三是新闻价值观,由于西方媒体具有极强的经营的商业性,因此,作为商业运作的经济实体,就必然需要满足受众的要求。

　　当然不会放过尚未遭到国家封杀或不可能全面封杀的这一难逢良机。当然,不可否认的确有有良知的军人和严肃的媒体从业人员,起到了他们应起的积极作用。

　　不过,如果仔细研读西方媒体有关虐俘事件的报道,不难发现其字里行间中渗透着一种搅合着“正义”、“公愤”外加“惋惜”、“痛心”的复杂心境,他们在讨伐“丧失人道”“丧失人性”的同时,总体上不承认是国家行为,而仅仅是个人行为和偶发事件。

　　此外,西方主流媒体报道虐俘事件的其他因素还有: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竞选因素,英国政府反对派的因素。据法新社的报道称,美国民主党人已将虐俘事件归咎于布什总统。《华盛顿邮报》甚至指控美国国防部批准虐待性审讯。

　　新闻媒体是国家软力量的重要组成。它表现出的复杂性让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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