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驻伊美英联军当局提前两天时间向伊拉克临时政府移交了主权。这一事先连各国驻伊使团都不知情的举动，据说是要让伊境内各种抵抗组织措手不及。据分析，这些组织绝对有可能在6月30日这一原定移交日期采取暴力动作令联军及伊临时政府难堪。
但这一策略性的变更与低调的移交仪式，并不能掩盖主权移交这一事件背后的重大内涵：接棒的伊临时政府，由此成为一个独立政府，伊拉克也因此步入浴火重生的关键阶段，接踵而来的安内、大选、制宪、组建正式政府，都将在这一原点上起步。而在这一日期紧凑、环环相扣的过程中，脆弱的伊临时政府自然如履薄冰，即便仍保持重兵的联军一方，也难以事备完满。于是对于在伊拉克问题上屡现分裂的国际社会而言，这便是一个重大机会，证明国际合作可以有所作为——而事实上，它也必须有所作为了。
虽然事隔一年多，但国际社会在伊战爆发之前的大争论与大分裂，依然让人记忆犹新，以是否支持美国对伊动武为准绳划分的“新欧洲”与“旧欧洲”，甚至迅速成为了国际政治的崭新分析用语。随着美国游说相关大国失败而另起炉灶打响战争，联合国的权威重重地跌倒在地。及至伊战结束，联合国介入伊拉克局势，又被美国视为“无功夺果”而加以限制，只落得一个有名无实的局面——跌倒之后的国际合作，仍然没能体面地爬起来。以至于有观察家不无辛辣地指出，这场战争的第一输家是萨达姆，第二输家则是国际社会的合作努力。与前者多行不义不同，后者作为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一项社会理想，屡屡舒展无术，格外令人沮丧。当年的国际联盟因为在众多国际事务上杯葛连绵，最终沦为“国际联梦”。联合国要避免这一命运，就不容一再失手，而要抓住时机呈现作为了。
而在主权回归伊拉克之后，国际社会无疑获得了这样一个宝贵机会。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能够发动战争，也能够在战后初期对伊事务大包大揽，却无法一力实现新的伊拉克成为中东的民主样板。此起彼伏的爆炸事件与人质危机，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客观效果都是动荡与混乱，而使这个国家的正常政治与经济生活迟迟无法迈开脚步。于是，与此前两个阶段国际各方各有诉求不同，在主权移交之后，尽快消除伊拉克境内的动乱因素，实现其国内和解以展开全面重建，已经成为包括布什政府在内的整体国际共识，这种共识正是国际合作的首要前提。上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解决柬埔寨问题，就正是在这样一种共识形成之后才达成合力并取得成效的。
而另一方面，伊拉克目前的各种纷争，急需一个包容各方、全国对话的和解进程，恐怖分子针对美英联军的兴风作浪，也当有一个相对釜底抽薪的对策出台。这两点是主权回归之后伊拉克的当务之急，而恰恰都需要美国政府的主导色彩隐退，而由斡旋空间更大的联合国走向前台。在这里，联合国先前与美国的种种不协，反倒是可以成为联合国被伊各方所接纳的因素——这一点，从伊什叶派穆斯林领袖西斯塔尼的态度，以及伊临时政府成立的过程可见端倪。因此，如果美国政府确有其心要解决自己与伊政府的麻烦，则应当相当配合地公布联军逐步撤兵，改由联合国维和部队履职的方案，而不是目前所谓没有限期的表态。毕竟，美英占领者的角色不退，联合国的主导便要受质疑，其效果也便要大打折扣。
总之，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面对伊拉克新局，既然没有了方向性的分歧，就应当迅速地担当起来，这对于一段时间以来伊拉克的乱象频生，是一番亡羊补牢，对于国际社会早先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失分，也是一番亡羊补牢。否则，伊拉克无力新生，美国人的大中东计划自然是要马失前蹄，但人类的国际合作激情只怕也要进一步深陷泥沼，再难昂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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