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当今世界的客观现状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冲突并没有被消除而是在加剧

　　“9·11”过去3年了，但它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创伤却远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消除。3年来，一桩接着一桩的恐怖事件搞得整个世界终日不得安宁，国际恐怖主义及其活动已成为世界性排在首位的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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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打击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恐怖组织，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对外政策。然而,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并没有完全被消灭。他们正决意要与他们敌视的国家、政权和领导人拼个鱼死网破。

　　恐怖主义政治化、宗教化、基层化、年轻化

　　3年来，从国际恐怖主义政治目标、活动方式和破坏对象看,与“9·11”前比有许多变化。

　　一是活动更趋政治化。如果说以往的国际恐怖活动多少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那么当今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恐怖组织及其所进行的活动，则充斥着强烈的政治性，它们每一次实施的活动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比如，2003年底，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拉瓦尔品第，由“基地”组织策划实施的刺杀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的汽车爆炸案,就是试图杀死“9·11”后一直听从美国指挥棒的穆沙拉夫，以彻底摧毁这个亲美政权，改变巴美关系。今年西班牙“3·11”列车连环爆炸案，则是以爆炸达到报复西班牙派兵参加伊战和迫其从伊撤军的政治目的。

　　二是政策更趋宗教化。暂且不论“9·11”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战争是不是一场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就拿“基地”组织长期宣扬的所谓圣战，以及在具体组织恐怖活动时来说，也都试图从他们信奉的宗教教义中得到思想和理论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往往是利用宗教的崇高和神圣性，在不断蛊惑那些虔诚的信教民众;且他们的政策越宗教化就越不易被识破，也就越有欺骗性。因而，他们往往是通过宗教化的政策图谋和活动，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三是组织更趋基层化。这两年，国际恐怖组织组织机构的中间环节日渐减少,基层组织完全可根据最高领导人通过各种方式甚至是公开媒体接受的信息和意图，自行组织对敌对国家的恐怖袭击。同时，这种组织形式是一种网络指挥样式，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不易被顺藤摸瓜抓住最高领导人，也不易被对方一网打尽，即使有些组织成员暴露被抓获，对整个组织也不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组织机构的优化比行动的隐秘往往更有效。这两年，几次“基地”组织重要成员被抓获，但并没有得到很有价值的情报线索，其原因就在这里。因此，国际恐怖组织日趋基层化是今后各国反恐遇到的一大难题。

　　四是成员更趋年轻化。从近两年捕获的国际恐怖组织成员的年龄看，几乎没有40岁以上的人，绝大多数都在二三十岁左右，而且还有年轻化的趋势。国际恐怖组织正是利用年轻人的政治冲动和宗教狂热，向他们灌输极端主义思想，以致发展到为某种信仰献身的地步。

　　国际恐怖组织成员年轻化直接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些年轻人没有前科,不易被识别。另一个是，他们往往没有明显的职业特征，加之有很强的活动能力，容易藏匿于广大不知情的群众或宗教和信仰同情者当中，使政府和反恐部门很难区分他们中谁是群众，谁是恐怖分子。

　　再就是，年轻女性加入恐怖组织。像车臣的“黑寡妇”已直接参与到对俄罗斯的各种恐怖活动，这两年她们参与了多起爆炸、劫持案，令全世界震惊不已。

　　国际反恐斗争成果有限

　　“9·11”之后，美国等国家在反恐问题上采取了许多措施。就目前世界各国的反恐情况来讲，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集中打击“基地”组织，全面摧毁其根据地、领导层和组织机构。“基地”组织是窝首，在政治上对于国际恐怖主义具有核心作用，铲除了它就容易使国际恐怖组织无所适从和失去目标，对于这一点各国都非常清楚。

　　二是查封恐怖组织的海外银行账户，切断其资金来源。断掉国际恐怖组织的经济来源等于釜底抽薪，能够使其活动后给不济，最终因没有经济的支持而停滞。

　　三是建立国家间反恐联盟，加强反恐合作。国际恐怖活动迫使各国不得不建立反恐组织和国际联盟，制定统一的行动纲领，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撒大网捕“飞虫”。

　　四是在国内建立政府的反恐应急机制，加强专业反恐力量建设。专业化的恐怖组织要求反恐力量也必须是训练有素的专业队伍，特别是反恐机构更得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在这个问题上大国早已意识到自己的任务更重，所以他们的工作下手要早，做得也更多些。

　　五是对发现的恐怖组织线索实施紧追不舍的打击。反恐作战与以往的国家战争有很大的不同，反恐行动必须是国际协作多，跨国行动多，而且要做到一露头就打，恐怖分子逃到哪里就打到哪里。

　　然而，3年来的事实证明，国际反恐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很有限，国际恐怖势力仍然很嚣张，他们正在变化手法与国际社会对抗，试图进一步向文明社会发起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都别无选择，必须认真研究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和措施。

　　大国收益最大 风险也最大

　　目前，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基本都是多民族、多宗教和多文化构成的国家体制形式，这种构成往往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和利益瓜葛，尤其现代社会及文明发展到今天，如果对一些问题处理稍有欠妥，民族、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对立就无法避免，甚至发展成直接对抗和武装冲突。

　　国家内部情况是这样，国际间的情况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首先是大国还有民族宗教问题多的国家和地区，必然会处在恐怖袭击和反恐斗争的最前沿。

　　“9·11”中美国是受害者，但同时也是受益者。美国很好地利用了“9·11”反恐的理由，把过去若干年来想做而国际舆论所不允许的事情全干了，消灭了塔利班，占领了伊拉克，军事驻足中亚国家，大规模进行军事部署调整，而且随时都可借“反恐”向对自己有危害的国家发难，打击那些与自己观念相左和利益冲突的国家。

　　俄罗斯虽然也在运用“反恐”这把利剑,但是由于车臣问题的复杂和艰难，使得这种利益获取很有限,大量的时间被困在难以自拔的恐怖袭击泥潭中。

　　像西班牙、英国、印度等国家，还未见到收益却已遭受到国际恐怖主义的还击。为什么说，“9·11”改变了国际政治和战略格局，原因和结果都在这里。

　　当然，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本身就是一种收益，但这些国家与美国相比，它们的收益的确是很有限的。所以讲，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谁受益谁也将有风险，收益最大者其遭受的风险也最大。这就是一些大国特别是美国，在未来国际反恐斗争中所处的位置。

　　同时,要看到在国际反恐斗争中,“9·11”迫使美国在打头阵,但即便是美国的反恐力量大到难以形容,对于活动形式极端隐秘的国际恐怖组织,也是无能为力的。美国必须借助其他国家的力量。

　　不难预见,未来10年国际反恐斗争不可能结束,因为引发这种对立和冲突的前提性问题短时间内解决不了。况且，本·拉登已发展成为一种宗教极端主义的象征,他已化为一种精神性的形象,他的信仰已被少数宗教极端分子所崇尚和追求,他的组织已遍布世界许多国家,因此他是否存在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换句话讲，摆在当今世界的客观现状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冲突并没有被消除而是在加剧，且随着各国打击恐怖活动力度的加强，国际恐怖势力的反抗和破坏也在更为隐秘地发展。文/姜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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