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暴力”是一种先天生理缺陷？

　　由于大脑中某一区域的与众不同，一些人生来就有暴力犯罪的倾向。对那些有着犯罪“潜质”的人，我们是否应该在他们犯罪前就将他们缉拿归案？

　　俄罗斯人质事件最后演变成了恐怖大屠杀。其中发生的一些暴力情形让人们怀疑，有一些恐怖分子杀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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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久以来人们就相信，某些特定的人迟早会做出无法解释其动机的暴力行为或人身残忍行为，比如折磨人、诱拐儿童或谋杀等行为。

　　一些特殊情况下，人们愿意为他们减轻罪行，比如一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犯罪时，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是我们还发现，很多令人发指的犯罪是事先计划好的，罪犯在脑子里早有目标而且表现出控制力。

　　正像电影《杀死比尔》中的人物一样。那些犯罪的人对其罪行供认不讳被认为是明显的道德上的邪恶。电影中女主角“新娘”说：“我缺的不是理性，而是仁慈、同情和宽恕。”她具有精神病学家所说的严重的反社会人格。但这种人在临床上不算精神疾病，因为他们通常知道他们干的是坏事。

　　但是，他们真的就是邪恶的化身吗？神经科学现在开始告诉我们认知过程的奥秘，那些严重反社会的人，其大脑的计划部分是正常工作的，但是他们的另一些中枢神经却不能正常工作——还是因为生理问题导致了他们的行为。

　　这些研究成果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比如法院如何看待反社会人格，能不能因为这一性状而对他们从轻处罚？是不是应该用药物治疗取代刑事制裁？精神病学家是不是该强制性地鉴别出这种心智异常者，并为了社会和他们自己而在他们犯罪之前就将他们关进监狱？

　　寻找暴力中枢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艾德里安·瑞恩就开始利用脑成像来研究有反社会人格的人。他发现那些冲动杀手的大脑扫描图象显示出，关键问题出在一个叫“前额脑区底部”的区域，这一区域联系着一系列相关脑区，包括杏仁核、下丘脑，这一脑区受损的人经常表现出失控。当发生冲突时，他们表现出不相称的易激怒性和侵略性，而且在环境变化时他们自身很难控制自己的反应，即使他们想修正自身行为也无济于事。

　　但并非每个杀手的行为都失控。瑞恩发现，那些连环杀手至少在作案和逃避追捕时，有相当一段时间，他们的执行和计划系统都很缜密，并没有失去控制。那么，这些善于策划的杀手缺少的是什么呢？

　　根据这一领域的另一研究先锋詹姆士·布莱尔的研究，他们的问题出在杏仁核。杏仁核是大脑中两个形似杏仁的神经元聚集组织，科学家普遍认为杏仁核是人的情绪中心，是即时参与直接或暗示性情绪信号加工的脑区。当我们感受到诸如恐惧或悲伤等不愉快的情绪时，杏仁核就被激活。所以当杏仁核处在我们厌恶的条件作用下，作为一种惩罚的结果，我们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布莱尔和其他研究人员发现，那些有预谋暴力行为的人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察觉恐惧，而且也无法从惩罚中吸取教训。

　　杏仁核也激发“打还是逃”的反应：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心率加速和手掌心出汗的情形，这都是杏仁核的作用。当正常的人看到别人表现出难过的表情时，其杏仁核将被激活，它发送信号到下丘脑和其他脑区以促使我们的机体迅速做出心跳加速和掌心出汗的反应。当我们看到一些人受难时，看到他们的伤口和鲜血，我们的情感被强烈地震撼——这就是一个正常人即使想动用暴力也“下不了手”的原因。

　　但是，那些暴力个体的反应不是这样的。杀手对那些让绝大多数人看到会难过的情形没有反应，他们似乎缺少同情心——似乎他们的杏仁核失效了。原因是这些人生来就没有同情心，还是后天同情心不再发展了？抑或是因为干坏事丧失了同情心？迄今研究人员的意见并不统一。但的确有人发现，那些相对缺乏诸如手心出汗等本能反应的孩子长大后很容易会变成有暴力行为的人，其它研究也表明遗传对犯罪有真实的影响——反社会的大脑思维方式的配置可能从一开始就限制了一个人的选择。

　　环境影响暴力行为

　　但是，仍然有证据表明，一部分反社会的行为还可能是早期生活经验的结果。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敦大学医学院的神经科专家发现，那些被起诉谋杀的人经常都是在幼年时遭受虐待，很多人表现出神经科上的损伤和精神疾病。一些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对其行为的后果作出反省，或者没有一位家长为其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正确引导，这就造就一些人反社会的命数。

　　如果反社会的行为是在生命早期形成的一种模式，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干涉和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有一组研究人员用83个孩子做“密集培养”项目研究，在这些孩子3到5岁的时候，给予其额外的体育锻炼和文化教育，并每日饲之以改进的营养均衡的食物，包括牛奶、果汁，以及鱼、鸡和羊肉等热菜，还有每天都有的沙拉。研究人员从童年一直到青春期追踪这些孩子，以及一个355人的对照组。在孩子到23岁时，这个项目中的孩子比起对照组，显著地鲜有反社会行为，至少从他们的自我汇报以及法庭记录的基础上是这样的。

　　有证据表明，营养添加剂也能够降低监狱里罪犯的反社会行为。许多法医精神疗法还预言罪犯的观念也是可以改变的。这些人害怕人们发现他们被家庭拒绝的内心痛楚，当他们在公共机构中度过一段时间并接受精神上的帮助，他们可能会回过头来看到他们所造成的伤害并对此做出反省。

　　但是，一个人行为的改变是很难从客观上对它进行评价的。特别是当罪犯被囚禁，并被限制实施暴力行为的时候。因此，迄今我们还不知道治疗是否真的起了作用。

　　未犯罪，先坐牢？

　　虽然这些罪犯需要生理和心理帮助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但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就是他们已经犯下滔天罪行，所以他们得坐牢。但是，对那些尚未犯罪但和暴力罪犯一样遭受精神失调折磨、并可能因此而犯罪的人该怎么办?是不是也要把这些人关起来？是不是应该把这些人与社会隔离，把他们放到“精神病的隔离间”里以保护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潜在的受害者？

　　神经科学的日益发展使得我们越来越容易地鉴别出这类人，而且这种将他们监禁或隔离的想法并不是失去人性的假想，这件事已经被英国政府作为新精神健康行动的提案进行了讨论。如果它果真变成法律，那么精神病专家的职责可能就变成了判断那些有实施暴力罪行危险的人，并将他们监禁起来以防患于未然。但是，这项提案的前景是暗淡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很难预测这些个体所引起的风险有多大。

　　在研究人员所做的最新汇总分析中，有23项研究的目的旨在预测以后的各类犯罪，每项研究的病人人数从53到3267不等。在每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计算两个指数：一个是敏感性指数，即正确地预测未来犯罪的能力；另一个是特异性指数，是指排除假的肯定结果的能力。

　　单项研究结果的差异很大，所有研究的敏感性指数的平均值是0.52，特异性指数的平均值是0.68,0.52的敏感性指数指的是每10个个性失调重复犯罪的人中,有5个能被识别出来，并在下一次犯罪前就被拘留,而有5个可能成为漏网之鱼被发现不了。0.68的特异性指数指的是每10个没有重复犯罪的人中，有7个将会被识别出来并被释放，而有3个将被抓错而不必要地在没有发生下一次犯罪时被拘留。

　　综合所有研究，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要预防一年中的一项暴力行为，就要对6个潜在的罪犯进行一段时间的拘留。还有，如果这种做法没有避免潜在的罪犯出现于街头巷尾，而是限制了无辜人们的人身自由，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公共资源上的浪费。这种隔离精神病办法的引入可能会使无辜的人变成恶魔，而且会阻止那些神经学上真的失调的人前去就医。

　　所以，虽然神经科学已经让我们了解了很多杀手的内心世界，但目前让我们对人性中的邪恶做出定论还是很困难的。当我们观察一个有暴力行为的罪犯时，我们起初会认为他是个恶人、坏种，但当我们知道了其全部故事后，我们又可能会觉得他其实也是个牺牲品。

　　毫无疑问，对于暴力和反社会行为的神经科学还有待深入研究，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切肯定会影响我们对邪恶的看法。随着我们科学知识的扩展，似乎道德上的邪恶概念空间收缩了。

　　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对恶行的见解，作为道德成分的责任感并没有反转。大家看得很清楚，每个人脑袋里都有这两种想法：一是此人究竟犯了什么错；二是不管此人干了什么天大的错事，他到底还是一个人。文/吕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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