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常任梦与修宪挂钩 对内对外需要两副面孔

　　10年前，日本为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大造舆论，尚有说服国民支持修改宪法的目的；如今，修宪问题不但不再敏感，而且势在必行。因此，日本为实现“常任”梦已转为积极拉拢与争取各成员国支持，制造日本“势在必得”的氛围与声势

　　如果说，10年前日本“常任”梦(梦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舆论造势的焦点，是在说服日本国民支持修改宪法的话，今天的重点已转为积极拉拢与争取各成员国支持

，制造日本“势在必得”的氛围与声势。

　　日本“常任梦”为何与修宪挂钩

　　10年前日本当局与大众传媒之所以将“常任”梦与修宪紧密挂钩，是与日本国内的政治气候密切相关的。当时，尽管日本国内“国论二分”(即对日本的走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和选择)的争论已告一个段落，日本政坛已步入“总保守化”时代，但要日本人民全面支持政治家倡导的修宪活动，还有待时日。

　　为此，曾任自民党秘书长要职、后摇身一变成为“非自民党联合政府”幕后将军的小泽一郎在1993年抛出了“普通国家论”。在小泽等人看来，如果日本不能和其他国家一样享有派兵出国的权利，就不是一个正常与“普通”的国家，就是一个“单肺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小泽旨在修宪派兵的“普通国家论”，是以“联合国中心主义”及“为国际做出贡献”为旗号而开展的。其简单逻辑是：日本不能再迷醉于“一国和平主义”，而必须为国际大家庭做出“贡献”，而这贡献少不了“自卫队”。因此，日本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对宪法的解释或者索性修改宪法。

　　但是，单单高嚷要挺身为国际大家庭做“贡献”的“国际贡献论”，对于曾经“谈战色变”，被官方定性为患有“恐战病”的日本人来说，还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于是乎，主张修宪派兵的日本政治家和说客除了反复上述的“说教”之外，另一法宝就是让加入常任理事国的诱饵若隐若现，诱导国民支持。

　　为此，小泽及其党羽们在还未离开自民党权力中心之前，就积极制造与鼓吹“要当大国，就得出人(派兵)”，“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得积极参加联合国的武装部队和修改宪法”的论调。

　　10年前曾经巧妙利用加利“外压”

　　1993年2月，也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访日前夕，日本媒体不知在怎样的情况下套他讲出了一句颇令日本保守界振奋人心的话，即“日本要先修改宪法，才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针对加利的上述讲话，当时日本不少媒体与政论家欣喜若狂，将其视为联合国秘书长开列给想实现“常任”梦的日本人的“最高指示”：“如不先修改宪法，一切免谈”。《产经新闻》的社论就借题发挥写道：“哪有不做军事贡献的常任理事国？”《读卖新闻》的社论则表示应该重视加利的意见，主张以新观点探讨宪法问题。换句话说，日本保守政客与媒体企图利用加利的所谓“外压”(外来的压力)，说服国民改变观念，放弃战后的和平宪法。

　　也许是由于日本媒体炒得太过火，远在纽约的加利不能不出来澄清与否认有关谈话。因为问题很清楚，身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既无权过问他国修宪与否的内政，也无法代表任何会员国给日本开列实现“常任”梦的先决条件。

　　对于加利上述的“失言”风波，说得最中肯的当是美国的《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让日本选择和平道路》的社论中，该报一针见血，先是讥讽“世界头号外交官”加利一抵达日本，就忙于收拾其“外交失态”的窘境。接着则表示，日本只要在财政上积极支持联合国就行，根本不必修改宪法或在联合国旗帜下参与军事行动。社论同时强调：“应该让日本人知道，在有见识的外国人当中，几乎没有听到要求日本改变(其和平宪法)的声音。”

　　由此可见，所谓实现“常任”梦的先决条件是修宪的说法，与其说是来自联合国或外国的“外压”，不如说是日本保守阵营借以促进修宪的一个旗号。这就是日本大众传媒一度掀起“加利热”真正原因之所在。

　　美国“外压”为何不被日本炒作

　　时过10年，今日发出类似当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谈话”的，则是华盛顿。先是美国助理国务卿阿米蒂奇，针对有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他在7月间提出“个人”的看法。他表示，宪法第9条既妨碍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又成为日本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障碍。

　　紧接着在8月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会见日本记者时，也谈到禁止拥有军力与放弃战争的第9条。他指出：“日本在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的正式成员时，如果要履行义务，就不能不对宪法第9条予以检讨。”

　　与10年前的“加利谈话”一样，阿米蒂奇和鲍威尔的上述看法，都被日本媒体视为催促日本修宪的“外压”。不同的是，与上回相比，这次日本政治家似乎兴趣不浓，日本媒体也尽量低调处理。

　　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小泉还刻意使用一段与和平宪法条文近似的文字，给人一个日本十分珍惜和平宪法的错觉。他着重指出，在为全球和平与繁荣做贡献的问题上，竭尽所能，以达到“在国际社会占有(光荣)名誉的地位”，是日本国民的基本信念。

　　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日本当局与保守的媒体不再那么热心炒作这些“外压”？积极推动修宪活动的首相到了联合国总部的纽约，为何要摆出对和平宪法眷恋与热爱的姿态呢？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与下列日本国内政治大气候的变化及国际环境密切相关。

　　在日本的统治精英眼中，来自华盛顿的“外压”固然值得欢迎，但已无太高的利用价值。在政坛“总保守化”及大众传媒10年来开足马力的渲染与说教下，修宪不但不再敏感，而是势在必行。

　　在执政党阵营，第一大党自民党宪法调查会已决定成立“宪法修改起草委员会”，并预定于12月提出有关草案。至于以“和平”、“人道”自我标榜的自民党最佳搭档公明党，虽然羞羞答答，不出面扛修宪大旗，但却推出名为“加宪”，实为变相修宪的主张。

　　在反对党阵营，正面反对修宪的社民党和日本共产党早已被边缘化。第一大反对党民主党为照顾党内部分前社会党人的面子，有时虽然也使用那令人啼笑皆非的“创宪”字眼，但谁都一目了然，该党是如假包换，积极主张修宪的政党。与自民党一样，民主党正在快马加鞭，准备在明年提出其修宪草案。

　　修宪既然已成为总保守化政坛之主流，日本国内修宪的舆论造势也已生效，渲染“外压”当然不再是当务之急。“阿米蒂奇热”与“鲍威尔热”之所以未像“加利热”般出现，此其理也。

　　对内对外日本需要两副面孔

　　小泉有一个可爱的哲学，即假如他的谈话与宪法条文有所出入，错的一方肯定不是他，而是那赶不上时代潮流的宪法条文和解释。

　　正是通过反复曲解宪法与先斩后奏，追认既成事实的手法与逻辑，再加上大众传媒的积极配合，谁都知道日本修宪的障碍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修宪的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的阶段。说得极端些，日本宪法换上新装，自卫队改称为“国军”，现在差的只是良辰吉日的选择。

　　既然如此，小泉为何在联合国大会上还要装腔作势，大谈和平主义？留意10余年来日本舆论宣传的读者不难发现，日本对内对外采取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日本国内，官方与宣传机器10年来舆论诱导的最大特征，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与事件，制造与渲染“危机意识”，促使国民进行“意识革命”，从而放弃被讥为“战后万恶之首”的和平宪法。

　　但如此这般的宣传理论，当然搬不出国门。何况日本要实现“常任”梦，还得获得联合国三分之二成员国(特别是近邻亚洲各国)的首肯与支持，此刻打草惊蛇显然不是上策。

　　东京的如意算盘是：在日本国内，举国上下达成“共识”，加快修宪的步伐；在国外，让其他国家对日本的修宪整军丧失原有的敏感反应或应有的警惕心理。

　　纵观10余年来日本对外的舆论造势，可以看出有着下列几个明显的战术与特征：

　　其一，在日本朝野加紧鼓吹修宪(包括和修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创宪”和“加宪”)的同时，日本对外强调日本国民对和平宪法之信念根深蒂固，难以动摇。

　　其二，在修宪大动作已近在眼前而无法掩盖时，东京放出的烟幕是，日本宪法即使修改，和平宪法精神犹存。

　　其三，不谈战后日本当局许下“不成为军事大国”诺言的背景以及背道而驰的事实，而咬文嚼字，极力论证“军事大国”与“军国主义”之差异。其目的显然是要转移或削弱人们对日本修宪派兵的注意力。

　　其四，利用一部分外国人对小泽的“普通国家论”望文生义的错觉，制造与鼓吹“日本可怜论”或“日本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舆论。如此论调，不外是要为小泽一郎的“单肺国家论”与石原慎太郎的“战后日本宦官论”争取海外知音。

　　因为，如果有更多的外国人能“从日本的角度着想”，能与日本人“换位”考虑问题，日本派兵海外就不会遭遇太大的国际舆论压力。

　　尽管如此，小泉在联大高谈阔论“和平贡献”时，也并非毫无保留。日本各大报在拿出大量版面详尽报道小泉的演说时，就不忘在标题上突出其内容与前两名首相，即桥本龙太郎和小渊惠以前在联大演说的明显差异。

　　其差异是：日本首相已一改过去的态度，不再提起“日本不行使武力”的基本看法及受和平宪法之制约。换句话说，小泉的基本态度是：早已不把宪法第9条放在脑里。

　　小泉在谈论宪法与“常任”梦时之所以有恃无恐，除了前述的修宪已成定局之外，另一原因，也许就是因为他囊中有此妙计。 (作者为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卓南生

　　相关专题：第59届联合国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