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冷战后美国军控与裁军防扩散政策的演变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改传统的军备控制与裁军政策，把防(反)扩散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层，当成对外政策、维护美国利益的旗帜。本文追溯十多年来美国防(反)扩散政策的演变，分析其演变原因，指出美国防(反)扩散政策的变化给我国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

　　人民网北京2004年12月31日专稿 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美国军控与裁军政策迅速转向防(反)扩散。防(反)扩散政策不仅关注传统军备控制与裁军领域里的谈判、条约和机制，

也关注本土对“非国家行为体”的防犯，主张动用美国所有资源，必要时可“先发制人”，在全球范围内阻止和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技术的扩散。防(反)扩散政策的转变构成美国对外关系的一道风景线，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变的反应。 美国防(反)扩散政策凸显国际舞台，正对国际安全以及地区稳定产生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如何应对美国防(反)扩散政策的转变，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冷战后美国防(反)扩散政策的演变

　　不扩散政策与核武器同时产生。出于国家安全利益和技术发展的考虑，美国当时热心于核不扩散的目的是：维护其核垄断地位，保护美苏全球战略力量平衡以及美国战略核力量的有效性和威慑性。 为此，美国积极参与建立全球的防扩散体系。通过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确立防止核技术扩散并向无核国家做出安全保证的政治安排；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机构的设立，确立对民用核设施、核计划和核材料进行审查、监督和管理的技术安排；通过核供应国集团等组织，统一核技术和核材料的出口政策，严格出口监督措施，建立协商程序，以控制敏感技术的转让，并避免商业竞争而降低核材料出口监督标准，从而造成核扩散；通过“国际核燃料循环评估计划”，加强核燃料的管理，寻求核能利用与防止核扩散的矛盾。这是战后很长时间内美国防扩散的政策走向。

　　冷战后，美国防(反)扩散政策的演变可分为3个阶段(按美国政府发表的标志性文件或倡议分)。第一阶段提出反扩散任务，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的一定时期内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但关注点仍是前苏联留下的核武器和核技术。第二阶段确立防扩散与反扩散并举的国家战略，关注点是保卫美国本土安全。第三阶段提出“防扩散安全倡议”，试图使该倡议成为新的国际法理和行为准则，构建新的国际防扩散体系。3个阶段线条比较清晰：即由刚刚摆脱冷战时期的模糊不清——到确立国家级应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略——再到指向全球的“防扩散安全倡议”。

　　(一)由传统的防扩散向既防也反的政策转型

　　虽然在冷战期间美国也有反扩散的主张和举动，但那只是对现实核扩散的一种被动反应，并没有当成军事战略，更不是国家安全战略。这一时期，在措施方面，美国主要针对自己的战略对手，特别是苏联采取战略和战术遏制，威慑对手不扩散核武器和核技术；对盟国或中性国家，美国则常以减少经济和军事援助(如对巴基斯坦)核技术援助(如印度)等措施来迫使其放弃核计划。但这些举措并没有超出防扩散的范畴。

　　真正意义上的反扩散政策酝酿于老布什政府的后期。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开始前，面对新的国际安全形势，老布什政府已经意识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对美国安全和战略利益所构的威胁，开始探索新的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方法。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所谓的核设施进行了毁灭性打击，美国政府试图以新的手段来应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这应该是后来小布什政府提出“先发制人”打击的雏形，传统的防扩散政策新加了主动行动的成份，而且美国也不只关注核武器和核技术，其防扩散政策还包括生物、化学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把反扩散写进国家战略中的是克林顿政府。1993年9月27日，美国白宫新闻办公室发表《不扩散和出口控制政策报告》，指出，“美国将在情报搜集和分析以及防务计划中给予扩散问题更高的重视，以保证美国的武装力量结构和军事计划能应付世界各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扩散的潜在威胁。” 据认为，这是冷战后美国第一次正式提出以武力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同年10月，美国国防部牵头发起的防务全面审查 是重新评估冷战后美国面临威胁和构建新的国防力量的纲领性文件。审查报告指出，在从冷战转向新时代转型的过程中，美国利益所面临最值得关注的4大危险之首是核生化武器以及运载工具的扩散： “由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构成的危险，包括核生化武器扩散相关的危险，也包括储存在苏联的大量上述武器的危险。” 报告认为，由核生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带来的危险与日俱增。除5个已公开的核国家，至少还有20个国家已取得或正试图取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置于敌人之手不仅仅对美国人构成威胁，而且也向美国使用武力保卫美国利益发出挑战。一个地区性入侵者如果掌握了核武器，将会(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 为此，美国必须保持对试图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击美国的敌人进行报复的能力，继续强化美国的反扩散能力。

　　美国的应对措施包括：

　　(1)不扩散努力。通过强化现有的出口控制机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的扩散，改善和扩大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机制和充实这方面的协议。

　　(2)与俄罗斯进行“合作减少威胁计划”，保证苏联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材料和技术留在俄罗斯境内。

　　(3)在上述努力失败后，美国将集中于反扩散努力，慑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包括改善情报能力，保持强大的核威慑力，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改进被动式防护措施(装具、药剂)，建设多用途部队，发展能准确发现向美国武器运输的恐怖分子。

　　要对付上述威胁，美国必须能：

　　(1)遏制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

　　(2)阻止或者至少延缓核生化武器的扩散。

　　(3)发展确认、摧毁潜在敌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储存、生产和研究设施，保护美国的前沿部署部队。

　　(4)继续削减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武器数量，减少爆发核大战的可能。

　　(5)最大限度地降低美军暴露在核生化武器袭击面前的脆弱性。

　　1993年12月7日，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演讲中进一步阐述“反扩散”的含义，并公布美国正拟定“反扩散计划”(The Defense Counter-Proliferation Initiative, DCPI)。次年4月28日，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部长助理阿什顿·卡特在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上的证词和5月国防部副长约翰·多伊奇在国会所做的题为“关于防扩散和反扩散活动及其计划”的报告，分别对“反扩散计划” 做了说明，“反扩散”成为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政策的重要术语。

　　归纳起来看，这一时期的美国防(反)扩散政策仍没有摆脱掉冷战期间防扩散的阴影。在对手方面，美国仍把前苏联当成最主要的危险。尽管也提及恐怖分子会把核生化武器带入美国或对美国的海外目标遂行打击，但关注点是俄罗斯这样的核大国。在防扩散的手段上，美国仍强调通过传统的国际防扩散机制、协议、条约来阻止核生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主张通过协议或谈判达成防止扩散的条约。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提出主动出击思想。在保护对象上，保护美国本土、境内公民人身安全仍是主要的目标，但仍强调美国驻海外部队、基地、港口、机场等要害目标的保护，同时还承诺保卫美国的盟国。

　　(二)确立应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国家战略

　　随后几年，美国政府一直把防(反)扩散当成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更加意识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构成的威胁。2002年6月1日，布什总统在美国西点军校讲话时指出，“自由面临的最大危险存在于激进主义和技术相结合的十字路口。生化和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技术的扩散……即使是一个弱小的国家或小集团都可以获得对付大国的灾难性打击力量。美国的敌人已公开宣布这种企图，而且在获取这种恐怖性武器中被擒。他们想要诡诈、伤害美国或伤害美国朋友的能力，因此，我们将动用一切力量反击它们。” 布什政府在“9·11”后把国家最大的危险定修订为：激进主义和技术扩散(主要指核生化武器以及导弹技术)，最担心的则是两者的结合，即恐怖分子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

　　2002年末，美国白宫发表《应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报告》。报告称，敌对国家和恐怖分子所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之一”。认为一些国家已拥有此类武器，把它们当成恐吓和阻滞美国行动的工具。对这些国家来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是终极武器，只是在军事上有用的首选武器，它可以克服美国在常规力量上的优势，并阻止美国对其在利益攸关地区的友邦和盟国受到入侵时做出反应。”

　　该战略有3部分：一是完善反扩散(Counter-Proliferation)措施。二是强化不扩散机制(Non-Proliferation)。三是应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袭击。美国把预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列入国防转型和本土安全框架内，反扩散原则将融入各军种的作战原则、训练和装备发展中，从而保证美军能够持续不断地行动，击败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武装起来的敌人。

　　在反扩散领域，美国主要集中于阻断、威慑和预防——

　　(1)进一步提高其军事、情报、技术能力和执法力度，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以及专业流向敌对国家和恐怖组织，从源头上阻止这些武器的扩散。

　　(2)保持威慑。重新定义威慑的含义和使用方法，将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一切手段，进一步强化威慑的效能，重申保留对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敌人进行报复的权力，通过使敌人无法承受的报复行为，迫使其不敢轻易地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3)做好遭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的防护和善后工作。一旦威慑失败，美军和政府机构必须有能力，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武装起来的敌人的进攻。必要时，美国还将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同时注重各种防护能力的建设，包括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受袭击后的反应能力，尽快平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美军和执法部门将随时准备对付一次或连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袭击，帮助受袭击地区做好恢复工作。

　　在防扩散方面，美国追求的是营造不扩散的安全环境。主要内容包括：

　　(1)继续积极推进不扩散外交，使提供国和扩散国停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导弹及其技术的扩散。

　　(2)支持现行的国际裁军与军控机制，使其更具有效力，同时还将促使有关国家达成新的协议或安排。

　　(3)推进“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将对苏联遗留下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导弹及其技术进行处理。

　　(4)确保包括钚和铀在内的放射性原料的储存。

　　(5)加强美国国内对敏感性材料出口的控制，强调出口必须符合美国的不扩散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还将重新审定制裁措施，使其真正成为不扩散政策的组成部分。

　　在应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袭击方面，美国政府已开始多项训练、组织和支援各州以及盟国的作战计划。遇袭后，美国的第一反应将是，保证各种防护、医疗和补救措施，以进行识别、评估和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袭击做出最快反应。美国各部门的具体分工是：国土安全部全面负责应付本土所遭受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袭击。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怖局将负责应付海外袭击事件。国务院负责协调与盟国或友邦应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的事宜。

　　《应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报告》全面分析美国面临的威胁并提出新时期美国防(反)扩散的具体措施，是美国防(反)扩散政策系统化和标准化的标志。正如布什总统在解释政府发表这一战略报告时所指出的那样：“本战略确立了全面应对来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方法……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本土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美国将不允许世界上最危险的专制政府和恐怖分子用世界最具毁灭性的武器来威胁美国、美国的朋友和盟国。”

　　(三)提出针对扩散国的“防扩散安全倡议”

　　如果说《应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报告》侧重点于保护美国本土以及美国驻海外部队不受上述武器的袭击，那么2003年5月31日美国布什总统在出访波兰时提出的“不扩散安全倡议”则把矛头对准了国际上所谓的“扩散国家”。“倡议”的主要思想是，对怀疑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相关物项的船只、飞机等运输工具进行海上和空中拦截，以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美国及其盟国，或落入敌人手中。

　　“倡议”创始参加国有11个，分别是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波兰、葡萄牙、西班牙、日本和美国。2004年2月，加拿大、新加坡和挪威三国加入。5月31日，俄罗斯也宣布加入“倡议”。据美国副国务卿博尔顿称，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表示支持这一“倡议”。

　　从“防扩散安全倡议”首次提出至今，以美国为首的有关国家先后进行了3方面活动：

　　(1)召开会议，确定“防扩散安全倡议”的具体运作程序，寻找法理依据。截至2004年5月，“防扩散安全倡议国”先后召开5次全体会议和两次专业会议；

　　(2)迄今，“防扩散安全倡议”国家进行8次拦截演习；

　　(3)拦截活动。2003年10月，德意两国在苏伊士运河拦截了1艘装有离心机的德国货船，这一行动引出巴基斯坦原子弹之父卡迪尔·汗的地下核交易网络。

　　围绕着“倡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会进一步推进其合法化的程度。做法有二：一是加紧实施“倡议”的准备工作，研究技术性操作方法，如情报共享和经费承担等，保证这一倡议具有可行性。2003年9月，美国白宫发表“防扩散安全倡议”的拦截原则。包括：

　　(1)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共同采取措施，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相关物项向扩散活动有关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转移或进出。

　　(2)采取可迅速交换有关可疑扩散活动信息的统一程序，保护其他提供情报国家的信息保密性。

　　(3)审查并加强国家相关的法律，以保证履行这些承诺。

　　(4)在国家司法权许可范围内，支持并拦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或相关物项的运输。

　　二是通过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舞台使“倡议”成为国际法理或国际行为准则，特别是在“拦截问题”上尽量使其披上合法外衣。美国宣称，“倡议”与“1992年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声明具有一致性，并且是贯彻这一声明的一个步骤”。而且它还与2003年通过的《八国集团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全球伙伴倡议》、《欧洲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战略》的基本原则相一致，这些文件是“倡议”的合法依据。

　　在美国的竭力推动下，2004年4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540号决议。重申“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不得以和平利用的目标来掩护扩散，严密关注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非国家行为者，例如安全理事会第126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制定和保持的联合国名单所列的和第1373号决议适用的非国家行为者可能获取、开发、贩运或使用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危险，严重关注非法贩运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相关材料所造成的威胁，这给此种武器的扩散问题增加了新的层面，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所有国家亟需采取更多有效措施，防止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需要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手段，应对恐怖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决心在今后促进在不扩散领域对全球威胁做出有效应对。” 这项决议是有关方相互妥协的结果，主要成果是确定了“非国家行为体”，和防止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的必要性。

　　如何看待美国的防(反)扩散政策的演变

　　美国防(反)扩散政策的转变实际上是冷战结束以后顺应国际安全形势、新技术革命以及国内新保守主义抬头的必然结果。

　　第一，在经历40余年的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角色变化，使美国重新确定了国家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美国认为，随着冷战阴影的渐渐远去，美国面对的全球威胁已消失，美俄双方在裁军领域气氛所取得的显著进展，以及所谓“伙伴关系”的建立，使爆发一场世界大战的危险基本消失。而美国面临的新威胁主要表现在地区性的矛盾和冲突，即由地区性强国入侵邻国所引发的地区紧张局势以及种族、部族、宗教或领土纠纷引起的冲突和内乱。特别是在与美国利益相关的重要地区，冲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从而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构成挑战。

　　无论从传统义务和现实利益考虑，东北亚地区、波斯湾地区和中东地区以及欧洲都是美国有着生死攸关利益的地区。美国在上述3个地区面临着不确定和多样化的威胁，而3个地区最令美国头痛的问题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1995年5月发表的《对中东的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国在中东地区正面临3方面的挑战和威胁：一是敌对国家的威胁，它们是伊拉克、伊朗和利比亚；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三是随着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就业不足，该地区将会出现资源纠纷。 因此，美国的战略重点必须由过去应付苏联为首的华约的威胁，转向应付地区性冲突和威胁。美国在冷战后率领盟国进行的4场大规模地区战争有两场在中东地区。以防(反)扩散为由，美国一举推翻萨达姆政权，达成第一次海湾战争未竞的战略目标，掌握了伊拉克的石油命脉，实现了大兵进驻中东的战略目的。

　　第二，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武器扩散，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变得更加容易和难以控制。早在1946年1月，新成立的联合国通过大会决议就责成联合国国际原子能委员会“从国家武器库中销毁原子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制订一项具体进程”。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提出防止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新军事变革冲击国际安全领域里的强度日趋强劲，各国防(反)扩散的政策也开始做出适应性调整，而美国更是如此。冷战结束后扩散的走势有三：

　　(1)除核扩散外，生物、化学武器以及导弹及其技术的扩散日益突出，成为美国所面临的新威胁。1991年美国国防部长在致国会和总统的报告中指出，“估计到2000年，至少有15个发展中国家将获得制造导弹的能力，其中8个国家将拥有核能力，30个国家将拥有化学武器，10个国家将拥有生物武器。”

　　(2)武器技术的扩散远远超过了武器扩散本身。据统计，目前世界上能够生产军事装备的国家有40多个，其中四分之一拥有先进的国防工业，约有100多种主战武器在发展中国家注册生产。在核生化技术方面，仅1945年～1979年就有1.3万名外国人在美国接受过训练。

　　(3)“非国家行为体”正逼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和信息技术普及，这种技术扩散的速度加快。“非国家行为体”也参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行列中，而地下核走活动的猖獗同样令人不安。

　　第三，恐怖主义泛滥使非人道的伤害变得越来越频繁。由恐怖分子制造的“9·11”完全改变了美国传统的安全观。在长达200多年的历史中，美国所处的天然环境(东西两洋，南北弱国)保证了美国本土的安全。但“9·11”事件使美国意识到，美国不再是独享其安全的乐土。

　　在战略指导上，2002年9月美国白宫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地指出，美国正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激进主义和军事技术变革，两者结合将给美国带来不可估量的浩劫。尽管白宫在报告中没有明确说明所谓的“激进主义”就是穆斯林极端宗教主义者，但美国在“9·11”事件中所做的军事打击行动，都与反对以穆斯林极端宗教分子相关。而一旦这些极端恐怖分子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将承受比“9·11”事件更为惨重的损失。近期美国不断传出的“脏弹”袭击更令美国人心惊肉跳。从这一层面上看，美国剑拔弩张反扩散，也其内心的苦衷。

　　在机构调整上，美国成立国土安全部，成立北方司令部。美军还专门成立以1个陆战旅规模的反扩散部队，其任务是根据需要，随时出动，应付针对美国的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袭击。

　　第四，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抬头。不仅要求国防上强大，而且也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强化美国的价值观。2001年开始执政的小布什政府是自里根以来美国保守的一届政府。新保守派外交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美国至上论——美国的完美无缺决定其所有判断和行为都是正当的，美国的行为不仅无需得到他国或国际社会认可。相反，他国和国际社会理所当然支持美国的决定，接受美国安排。如果反对，美国有责任根据自己的标准施以惩罚。其核心就是要保持美国行动上的绝对自由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并以此为倚仗，运用武力手段来达到美国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绝对领导的局面，保证美国的绝对安全。

　　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的推动下，近几年的美国防(反)扩散更体现出单边主义的色彩，不但退出包括《反弹道导弹条约》维持国际战略稳定的重要条约，而且还提出诸如“防扩散安全倡议”之类的规则，提出“先发制人”打击“邪恶轴心国”的扩散。2003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推翻伊拉克政府的战争就是新保守主义在国际上的具体体现。时至今日，美国在伊拉克仍没有找到萨达姆政权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足见其“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的霸权作风。

　　美国的防(反)扩散政策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如前所述，美国十多年来一直是国际社会向后冷战时代演变的主导力量。其防(反)扩散政策的调整对我国安全利益的影响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美国现行的防(反)扩散政策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机遇。从整个国际安全战略局势看，美国对外政策的着眼点有二：一是全球反恐怖战争，连美国总统布什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没有尽头。二是反扩散行动。反扩散与反扩散一样，都是运用强制性手段来消除一种军种能力。在防(反)扩散内容上，美国的关注点也在于所谓的“邪恶轴心”这样的二流国家，放松大国角力，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以及国内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了一个缓冲期和机遇期，这个机遇期至少要有5～10年的时间，阿富汗、伊拉克将把美国紧紧地拖住。在朝鲜半岛核问题方面，布什政府频繁进行多边外交，特别把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双方会谈扩展到三方会谈，再由三方会谈扩展到六方，美国深知在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上有求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

　　同样在其他地区，美国要反恐怖和防(反)扩散同样也需要中国方面的配合，用中国有关官员的话来说，中国在防扩散领域有合作的亮点，应充分利用。“中美在军控、裁军与防扩散问题上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自2002年中美建立战略安全、多边军控和防扩散问题副外长级磋商机制以来，双方已成功举行了3轮磋商，就一系列重大国际安全与军控问题深入、务实地交换了意见。中美还在维护生物军控多边进程以及地雷、小武器问题上开展了密切磋商，在防扩散出口控制情报交流与执法合作方面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势头。”

　　另一方面，美国的防(反)扩散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标准，美国对中国的戒心并没有发生质变。从流氓国家到邪恶轴心，美国所谓的扩散国家基本上都贴上这样的标签。而对自己的盟友或地区重要国家，美国基本上实施的是另一个标准。这是美国在国际军控与裁军领域历来的做法。而冷战结束后，美国防(反)扩散政策的演变同样带有这种意识形态色彩和实用主义哲学思想。

　　在防(反)扩散问题上，尽管美国明显减轻对中国的压力，但是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控制。十多年来，美国先后制裁中国数十家公司，有些制裁莫名其妙。在对待欧洲解除对华禁运等问题上，美国同样在打压其盟友。慑于美国的压力，欧盟国家不会轻易地解除对华禁运。在加入《导弹及其技术控制机制》方面，专家指出，美国对中国加入的担心有二：一是担心成员国在中国加入后放宽对华出口控制，特别是在敏感物项方面；二是根据美国法律，对加入该《制度》的国家，美国应取消或者大幅度减少制裁。美方最终同意中国加入《制度》的办法可能是，采取“俄罗斯方式”(1995年)，即同意中国加入，但仍有可予以“制裁”的附加条件。

　　一句话，尽管美国防(反)扩散政策的调整减轻了对中国的压力，但美国仍以狭隘的民族利益为出发点，以意识形态标准来衡量扩散者，这一切是中国在今后制订防扩散政策以及处理中美关系不可少看的问题。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副研究员 滕建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