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阿巴斯当选巴勒斯坦总统对中东和平的意味

　　中国日报网站特约评论员文章：2005年1月9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阿拉法特之后终于有了新的领袖。69岁的阿巴斯在7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将近63%的选票，成为了阿拉法特之后巴勒斯坦自治政体的第二位总统。消息传出，整个国际社会都感到欣慰。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温和派”的代表，阿巴斯曾被认为是所有巴勒斯坦政治人物中最善于、也是最适合于与西方和国际社会打交道的人。以色列媒体甚至将阿巴斯称为“伙伴”。然而，被各方都看好的阿巴斯，其前面的道路却艰苦而又漫长。

　　·阿巴斯能结束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局面吗？

　　在2004年11月11日阿拉法特去世的时候，没有人认为阿巴斯会成为阿拉法特真正的继承人。当时的民意测验表明，阿巴斯的支持率只有2%。即便是11月14日阿巴斯当选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成为了法塔赫的领导人，也很少有人认为他能够在2005年1月的大选中获胜。原因很简单，一是阿巴斯虽然长期追随阿拉法特，在法塔赫中久居高位，但在最近一年中，他和阿拉法特矛盾的公开化已是尽人皆知。阿巴斯曾在2003年10月愤然辞去巴民族权力机构总理的职务。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已经69岁了，而且长期在阿拉法特阴影下，并不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民中有“人气”的领袖。然而，到2004年12月中旬之后，阿巴斯已然成为了最有希望胜出的候选人。

　　阿巴斯个人的政治命运在短期内有如此戏剧性的变化，一是由于他长期稳健的个人风格以及灵活的处世法则，使他成为了阿拉伯世界中被一致选中的“后阿拉法特时代”巴勒斯坦的代言人。巴勒斯坦建国也好，和以色列持续抗争也好，背后没有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能否得到阿拉伯世界各种政治势力的集体认可，这一点在阿巴斯个人命运的发展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此，美国、欧洲和以色列都与阿拉伯世界的“领头大哥”——埃及进行了重要的接触。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力挺阿巴斯，向巴勒斯坦各派力量施加了相当影响，在阿巴斯个人命运从差点“淡出江湖”到重回权力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二是阿巴斯成功地进行了个人形象的重新塑造，在短短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将自己从与阿拉法特的争论者，成为了阿拉法特衣钵和思想的忠实继承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这是阿巴斯此次竞选策略的成功之处。阿拉法特虽然死了，但他在巴勒斯坦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可替代。任何“后阿拉法特时代”的巴勒斯坦政治领袖如果无法成为他的忠实继承者，一定会被巴勒斯坦人民所抛弃。

　　三是由于巴勒斯坦人民向往和平、期盼结束长期流血动荡的共同心愿。仇恨在巴勒斯坦人民心中已经存在了近60年，血腥的厮杀也持续了60年。巴勒斯坦人民人心思定，盼望结束以巴之间没完没了的仇杀，希望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廉政，渴望在和平的条件下真正能够安居乐业。这种人心思定的大环境最终让巴勒斯坦人民中的多数选择了“有能力”、“有经验”可以带领他们走入和平的阿巴斯。

　　·阿巴斯：中东政治新的主角？

　　阿巴斯的胜选确实给中东和平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目前来看，中东和平进程重新启动已具备了“天时”、“地利”，目前只差“人和”了。

　　就“天时”来说，目前重建中东和平具有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具备的外部条件。首先，这一轮巴以冲突已经持续了4年，该是进入一个新的相对稳定的“和平循环”时期了。无论是巴勒斯坦还是以色列，都饱受暴力伤害，都期待和平真正降临。事实上，“暴力疲倦症”已开始在这两个地区蔓延。其次，布什政府在竞选连任之后，将重新斡旋中东和平视为外交政策的优先议题。特别是布什政府目前的伊拉克重建进程迫切需要巴以和平来补充和配合，白宫在干预巴以关系的力度上要远远大于其他政府；三是国际社会启动中东和平的迫切性要高于以往，对中东和平的投入也远大于过去。欧盟，包括一向是美国死党的英国都对中东和平问题非常关注，因为中东和平客观上是降低伊斯兰恐怖主义对欧洲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的重要努力，为此，欧盟和英国都纷纷向美国施压，希望美国一改对以色列的包庇政策，转而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采取合作和支持的立场，在尊重巴以各自利益的前提下重塑中东和平。

　　而且，由美国、欧盟、俄罗斯与联合国组成的中东和平“四方会议”有望扩大。阿巴斯在竞选之前接受采访时已经表示，希望巴勒斯坦的“老朋友”中国能够介入“四方会谈”。中国政府从维护中东和平与发展中国和中东国家关系的角度出发，两年前首度派出了中国的中东和平特使。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尽心尽责。

　　从“地利”来说，首先，以色列沙龙政府虽然强硬，但也有打破僵局、实现“合理和平”的愿望。沙龙政府在2004年采取的从加沙地带单方面撤除定居点等行动，是对阿拉法特政府绝望的结果；而对阿巴斯的上台，沙龙政府一直充满了憧憬。其次，巴勒斯坦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相对比较稳定，缺乏以往象萨达姆政权那样坚定的反美和反以势力。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中，“温和派”已经成为了主导力量，促成在合理框架下的中东和平进程，是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愿望。第三，在目前全球反恐的大潮流下，巴勒斯坦内部的激进派、极端派虽然短期内不会改变其激进主义和暴力至上的路线，但也不得不思考新的行动方式。像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派别都在此次巴勒斯坦大选中表现出了合作立场，愿意同阿巴斯为代表的“温和派”进行接触。

　　虽然目前中东和平“天时”与“地利”都不错，但还缺乏必要的“人和”。阿巴斯在选举中获得决定性胜利，重塑中东和平朝着“人和”的方向迈出了重要步伐。然而，最重要的环节还在于阿巴斯在获胜之后是否能真正担负其领导和治理整个巴勒斯坦各派别的重任，是否能真正地约束激进组织停止对以色列的暴力攻击；同时，沙龙政府是否真正愿意在“合理”、而不是“强势”的基础上，看待和处理以色列在巴建国问题上的利益诉求。目前，无论是阿巴斯还是沙龙，要想真正代表各自国家携起手来，还需要能够让他们的意见成为主流，成为得到各自人民支持和拥护的方案。沙龙政府目前也面临着国内极右势力的挑战，而阿巴斯是否能成功地建立起自己权力的稳定基础，且能让各个派别都在分享权力的基础上支持自己与以色列妥协的政策，目前来看存在着巨大的未知数。

　　巴内部的“主义”之争，最重要的是“权力”之争。阿拉法特靠的是个人的威望保持了一个至少表面上统一的巴权力架构；阿巴斯靠什么？简单地维持阿拉法特留下的松散的权力联系和稳定的权力核心，显然不符合阿巴斯的利益。但是，阿巴斯一旦步伐迈快了，想要短期内在巴“一统天下”，客观上又做不到。因此，能否在胜选后维持一个脆弱的权力平衡，以便培养自己的核心力量来掌管大局，这是当前阿巴斯面对的最大难题。

　　阿巴斯胜选了，但没有“人和”的中东和平，依然无法真正实现。对“阿巴斯时代”的中东和平是否能到来，迄今我们只能谨慎乐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朱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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