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自由打工族”，过去对固定工作不屑一顾，被视为“新人类”的代表。如今，残酷的生存现实令他们苦求一份专职而不得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33岁的日本人宗方勇夫是“自由打工族”的一员，他戏称自己是“家庭主夫”。因为尽管他拥有硕士学位，却仍然无法找到一份全职工作。在大多数的时间里，他都在做一些得不到薪水的志愿工作。每个月，他只能靠一些不固定的文书工作挣取大
约10万日元。他当学校教师的妻子是主要的养家者。宗方勇夫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我感觉好像永远都找不到一份全职工作了。”这些没有稳定经济来源的新人类——“自由打工族”曾经向往过自由的生活方式。这一现象起源于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高峰时期。那时，大批日本青年人有意避开老式的富于团队精神的公司，而青睐于上班时间灵活以及兼职的个性工作方式。但根据日本政府2003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现在15岁到34岁的青年当中，有70%的人向往全职工作。然而，全职工作却越来越难得到。
Freeter曾象征自由
“自由打工族”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出现的新词汇，日本一位作家用Freeter指称那些思想自由、毕业后没有固定工作、靠打工维持生计的年轻人，该词由英文词Free（自由）和德语词Arbeiter（劳工）组合而成。泡沫经济破灭后，自由打工族急剧增加。据日本总务省2001年的统计，15岁到34岁的年轻人中有206万自由打工族。自由打工族曾是自由、悠闲的新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同正式员工相比，这种工作方式时间自由，人际关系单纯，可以随意更换工作，符合当代日本青年的心态。自由打工族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能在动漫、电玩、音乐、流行服饰等需要创意的领域大展身手。但是因为自由打工族的工作，大部分是不需要经验或专业技能就能立刻上岗的，所以薪水也低。现在日本15岁到34岁年龄段的兼职和临时工已经占就业大军的32%，但他们的收入是全职工作者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后者的年薪可达387万日元。这就造成了青年临时工工会的成员数量在增长。该工会的主旨是改善企业中合同工以及兼职工的工作条件。工会秘书长菅原良子说：“3年以来，3个月到6个月男女合同工的工资水平大幅度下降了40%。这些合同工的主要工作单位是连锁便利店、快餐店以及保安公司。这些拥有大学学位的雇员也像美国雇员那样，靠领取周薪度日。
正式工作遥不可及
日本2004年的失业率降到了4.4%，这是6年以来最低的。但毕业生越来越多，企业择人机制越来越苛刻。长久以来，日本的稳定工作机会非高校应届毕业生莫属，这也就意味着，以其它方式谋求全职职位并非易事。统计数据显示，工作机会对于宗方勇夫这样的新人来说是极缺少的。现在，年轻人不再向往加入自由打工族，他们更希望能一劳永逸地找到稳定的终身工作。另外，等待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全职岗位也正在减少。日本劳工政策与培训研究机构的高级研究员小杉伶子这样解释：“企业出现职位空缺时，往往从内部找有经验的人员顶上。这样一来，留给那些只有兼职工作经验的自由打工族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10年以来，提供给日本毕业生的职位数量已下降了三分之二。现在，日本每年提供给高校毕业生的职位只有20万个。这和上世纪90年代早期168万这个年平均数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这造成了越来越多人沦为自由打工族。成为企业正式员工，这个想法现在看来只是个神话。
“中产梦”无处可寻
随着收入水平差距的拉大，原本作为一个整体的所谓“中产阶级”已经分化为成功者和失意者，而如今成为大企业的正式员工，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成功。大阪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副教授大竹文雄说：“我认为，就业者中的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随着经济加速发展，这种现象会愈演愈烈。”日本女作家桐野夏生曾对那些给丈夫做盒饭的中年家庭主妇进行过调查，她说：“如果丈夫的公司为了削减开支而底薪雇用兼职工作者，其代价往往就是妻子的生活水平也跟着下降。这个恶性循环最终摧毁了中产阶级的美梦。”决策者担心，这一趋势会削弱日本社会福利体系的资源积累，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前途无保障、抗风险能力弱，而选择不生育子女。这对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日本社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腻一族”意外滋生
因为未来希望不明朗，有些刚毕业的日本青年只好转而依赖父母。24岁的植村大佐有个工业设计的学位，但是他找不到工作。他说：“我们的父母都已经进入了花甲之年，他们对子女过于保护，以至于娇惯坏了子女们。我的父母就是这样的，当他们听说我要去东京继续深造后，立即同意每月给我寄6万日元以供我生活。”这些青年被称为“腻一族”（日本人称之为Neet）：腻在父母身边，既不工作也不上学。他们的人数从1990年到2003年翻了一番，达到52万人，占青少年人口的16%。日本经济学家宅森昭吉对此忧心忡忡：“等他们的父母过世后，他们该怎么办？找不到工作，他们缺乏与人沟通的能力。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上的问题，这将动摇日本社会的基础。”（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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