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应在交流与对话中解决历史问题

　　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使得我们不能不去重新认识，当今管理着日本的是一批怎样的人物，支配着日本的是一种怎样的社会思潮，认真思考如何跟新一代日本政治家和新一代日本国民打交道的策略和方法

　　文/冯昭奎(发自日本爱知大学)

　　中日围绕历史问题发生的摩擦，无论是修改历史教科书，还是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内阁成员及右派政治家频频失言等，显示了小泉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明显倒退。

　　但中日历史摩擦不能简单归结为以主张否定历史的日本为一方，以主张正确认识历史的中国为另一方，以及这两方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不能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都在否定侵略历史。

　　小泉为什么敢说“不”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8月15日发表谈话说，日本在一段时间里实行了“错误的国策”，“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与痛苦”。这一讲话可以说是一次有诚意的、合格的表态，至今仍为历任首相所承袭。

　　与小泉相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曾根康弘和桥本龙太郎也曾经作为首相参拜过靖国神社，但由于遭到中、韩等邻国的反对，在第二年就停止了参拜。他们之所以停止参拜，固然显示出他们对周边外交的重视，也与他们的历史观大有关系。

　　例如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尽管在对整个二战的看法上，持有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共识不尽相同的看法，但他承认对中国进行了侵略，对朝鲜实行了殖民统治。中曾根的历史认识在老一辈日本政治家中应该说是有代表性的。

　　与前任首相对比，小泉却采取了很不一样的做法，他对邻国的强烈反对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年年参拜，这反映了他坚持错误历史观和藐视周边邻国的立场。

　　过去，中日关系、特别是历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本的“国内政治问题”。每当政府在对华关系及历史问题上出现错误言行，不仅会受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批评，而且立即会成为日本国内的政治问题，遭到国内革新势力的严厉批评，对执政党形成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这种情况延续到1993年自民党下台、“1955年体制”崩溃以后不久。

　　当年，从中曾根内阁到羽田孜内阁，前后有三名大臣——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因为在历史问题上散布谬论而被迫辞职。

　　然而，随着“1955年体制”崩溃后革新势力日渐式微，日本社会上的保守主义思潮日趋盛行，在对华关系及历史问题上，日本国内对其政府、政客的错误言行的批评声音日趋减弱。比如2001年小泉上台以来四拜靖国神社，虽然也曾遭到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的批评和反对，但从总体上看，“四拜神社”对小泉内阁的支持率没有影响，国外的严辞批评和外交施压不仅没有转化为国内批评小泉的政治压力，反而产生了一定的反效果，更加衬托出小泉的敢于说“不”、“敢做敢为”的政治风格，而在日本陷于政治混沌、经济低迷、前景不明的现状之下，这恰恰成为受到国民欣赏的领导人的政治风格。

　　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使得我们不能不去重新认识当今管理着日本的是一批怎样的人物，支配着日本的是一种怎样的社会思潮，认真思考如何跟新一代日本政治家和新一代日本国民打交道的策略和方法。

　　日本社会淡忘历史

　　应该承认广大日本人民并没有故意否认、美化侵略战争历史。过去那场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但他们亲身体验到的是战争接近结束时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特别是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所造成的悲惨后果，对日本军队在中国、朝鲜等地如何加害于当地人民，日本广大人民既没有亲身感受，也缺乏这方面的教育，他们对这场战争在认识上和感情上很难达到中国人民那样的水平。而且在一部分日本人中，虽然不否认历史却存在着“厌烦提历史”、“不愿多说前辈的错误”的情绪，缺乏对受害国人民的同情和理解，加之战后日本长期轻视正确的历史教育的结果，在年轻人中间形成了一种“这是前辈干的事，要算账找爷爷去，与我们无关”的“无责任感”。

　　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淡忘历史将可能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风潮。

　　一位日本资深记者说：“2003年12月在美国的斯米索尼亚博物馆展出了二战期间向广岛投原子弹的飞机，前往参观的住在广岛的日本人对此表示了抗议。现在日本的首相每年都要去广岛悼念死难者，声称要‘不忘历史’，也就是不忘美国对日本扔原子弹的历史。然而，却单单忘记了日本自己侵略亚洲和中国的历史。这就好像借给别人钱的人忘不了，而欠人钱的人却很容易‘忘记’。”

　　但是另一方面，日本的年轻人也不能永远生活在前辈所犯下的过失的阴影之中。

　　总之，在如何正确认识历史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一般人的模糊认识和情绪，宜宽以待人；而对变本加厉地篡改历史的少数右翼，则需展开坚决的斗争。

　　交流与对话才能解决问题

　　邓小平说过：“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新思维。

　　因为历史问题中日两国中止高层对话，这正是日本右翼所求之不得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阻止日本人民通过与中国人民的交流来了解历史事实的真相，才能达到永远否定、美化、隐瞒侵略战争历史的目的。中日之间的问题很多，不要因为在历史问题上形成僵局，而影响甚至中止中日间在其他重大、紧迫问题上的对话。

　　对民间的感情必须尊重。但国家的外交和对外政策必须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我们只要是以国家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所制定的理性的对外政策，终将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

　　我们既要“以史为鉴”，又要“面向未来”。一方面认真解决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中日间各种重大问题，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包括经贸、政治、安全、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内的中日关系的发展，这可能成为今后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

　　历史认识问题显然也不可能在两国隔绝的状态下获得解决，而只有通过两国间不断交流与对话、通过两国关系不断发展与深入，才能使历史认识问题不仅在领导人的表态上，而且在两国广大人民的心里真正得到解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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