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发展缺乏变量优势 工业与民族市场日益脱节

　　新世纪伊始，印度及印度和中国比较研究似乎成了国际国内的热门话题。西方学者吉尔伯特·艾蒂安专著《世纪竞争:中国和印度》，影响较大。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也发布报告称，印度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印度人也一扫尼赫鲁时期的忧虑，直称“未来的岁月属于我们印度”。从中国方面看，对印度的关注反映了中国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层考虑。

　　近代中国与印度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命运。与中国大体相同，印度拥有古老的历史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天然条件。

　　从1600年到印度独立的1947年间大多数时间里，英国发展各项指数，除人均GDP外，均不如印度。1857年英国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并在印度建立直接统治之后，英国对印度的掠夺程度急剧扩大。从1868年到20世纪30年代，印度的资源流出量大约占其国民收入的0.9%到1.3%，也就是说约五分之一的印度净储蓄被转移到了英国。1899-1907年曾任印度总督的冠松勋爵承认“没有印度就没有大英帝国”。

　　工业与民族市场日益脱节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资源， 土地改革是印度民族革命成功后，实现民主革命的基础工程。在相当程度上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从1951-1952年度到1978-1979年度，印度农业生产平均增长2.8%，是从1900-1901年度到1949-1950年度平均增长的3.5倍。60年代以来，印度开展“绿色革命”运动，到70年代粮食就基本上达到自给。

　　但印度的土改方案在许多方面只是法律上的原则规定，在各地执行方面不仅差异很大，而且还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因此，生产的主体不能成为消费的主体，而消费的主体却不是生产的主体，这两个主体严重错位，是整个第三世界，也是印度国家经济因发展而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

　　印度土改的失败对印度未来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对印度经济造成最大的损害是它从根本上摧毁了印度形成人民市场的可能，从而使印度几乎失去了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继而民族市场对印度经济，尤其对其工业经济及其技术的拉动和孵化培育能力。本来就狭小的国内市场的持续萎缩，又迫使印度工业日益依赖国际市场，其利润因无法反哺国内社会劳动而被迫与海外市场形成于印度民族经济无益的体外“利润逆循环”机制。这导致对国际资本的依赖。

　　但外国公司投资在商业贸易和金融领域最为集中,说明国际资本在印度的投资多属投机而非生产性质。这种情况80年代以后有所改变，但到90年代末国际投资又迅速从技术密集型领域退出。

　　财政赤字规模越来越大

　　印度一方面私人资本创造的生产力巨大扩张，另一方面日益萎缩的人民购买力使人民日益失去市场主体地位。在政府巨大财政开支的保护下，人民生活守着最低的消费底线，主动的人民购买能力异化为被动的政府采购能力——这就是外国商人进入印度如不经过政府采购便会一无所获的真正原因。这与美国居民最终消费快于政府最终消费,日本、西欧等主要国家两种消费大体同步增降的模式完全不同。

　　印度国企的所谓“经营不善”，也导致国企天然承担社会公平责任的能力丧失。这又迫使政府必须为社会公平承担起越来越大的——这与国企破产率成正比——财政支出并为此对货币产生越来越大的需求，在满足社会公平的前提以调动其他社会资源。资金的不足又反过来迫使政府实行规模越来越大的财政扩张政策。结果政府成了私人资本之外的日益旺盛的社会对货币需求的总代理和庞大的穷人群体的总“保姆”。

　　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在于具有资本扩大再生能力的私人大资本企业，却不是国家税收的大户，而资本扩大能力有限的中小经营者却承担日益沉重的纳税压力。

　　印度独立之初经济建设立足于国内，政府债务以内债为主，到2001-2002年度外债持续上升，与1980-1981年比，外债总额增加了5.3倍，比1950-1951年度增加了2384.9倍。但这并不能解决印度政府的财政困境。在外债大规模增长的同时，内债则以更大的规模扩张。2003年印度政府内债是1980-1981年度的31倍，是1950-1951年度的742倍。以致在2002-2003年度政府债务总额竟占当年GDP的63.1%，在外债大幅增长的同时，其中内债仍占GDP的60.7%。这样的内债规模，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如果没有劳动者多数被迫大规模出让(减少)国民收入和政府不断向有产者让渡特权则不能解决。

　　政府债务持续高居难下又进一步导致财政赤字的持续扩大。政府采取赤字财政的主要目的在于能够获得用于实现五年计划的必要资源。当仅靠税收和国民借款不足以弥补赤字时，缺口部分就靠借债弥补。如债务仍不能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扩大赤字财政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印度财政赤字基本上主导和推动着印度的财政预算，其规模越来越大。印度政府支出预算的增长速度快于GDP的增速，而且在GDP中的份额呈上升趋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从1980到2003年间，一直在5-6个百分点上下浮动。

　　但是，赤字财政走得太远时，就要破坏支撑国家财政的经济基础,导致通货膨胀。

　　与印度比较，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增长了4.12倍，政府最终消费则增长了6.09倍。但从1981年到1998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增长了13.2倍，同期政府最终消费增长了12.5倍。这说明，中国政府财政计划经济时期包办居民基本消费的功能正在减少。

　　外援日益成为债务包袱

　　有人会问,毕竟印度每年GDP都在增长,难道这不是发展？

　　接着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国民财富在增长的同时，为什么印度的贫穷却没有相应下降？借用1960年尼赫鲁曾经提问过的老问题:“这些增长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

　　除了农业、工业再生产必要的积累、由政府包办穷人最低微的生存保障及包括国防在内的公共支出外，印度有相当部分的年增利润通过不对称的对外贸易及其与资本中心国家形成的单向反哺即资本中心国绝对受益的交换流向发达国家。印度庞大的贫困人口长期存在而导致国内市场持续萎缩，这又迫使印度大资本寻求并依赖海外市场和国际资本，其结果在印度国家经济体上，外接了一个与资本中心国的利润逆循环即利润外哺型管道。而推动这个利润逆循环流程的主要是外资贸易等部门。

　　印度独立之初接受外援意在弥补国内储蓄不足、提供外汇和增加技术进口。随投资率的上升，外汇开支增加并很快超出财政能力。从1972-1973年度以来，印度面临严重的外汇危机，由此争取外援就成了制约国家发展的问题。如果外援利用得不好，那它就很容易转化为外债问题。

　　外援对印度而言日益成为债务包袱:1972-1973、1978-1979年度本息竟占外援总额的80%以上。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净外援的同比减少。从1969年到1991年间，印度净外援流入的总额在增长的同时，其在外援总额中的比例却在下降，从54.2%降为36.1%。其中有1/3强的外债是以利息的形式偿还的。这说明印度国家经济已陷入以债还债的债务“利润逆循环”惯性运动之中。

　　从1990-1991年度到2002-2003年度期间，外资流入印度已表现出绝对“利润逆循环”特征。印度每年从海外得到的外援已失去了积极的援助作用并日益异化为消极的债务负担。在日益增长的外援数额中，可资有效利用的部分只有约25%。其余约75%则以利息或其他形式返流援助或投资国。

　　印度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在背负国际资本的高额剥削中前行，而几乎占债务一半的而又不能拖延的利息偿还使印度所得外援的作用大打折扣。利息数额的增大是由于印度对高利息的商业贷款需求所致。

　　从1991年到2003年，印度从国家间政府借贷的中长期外债,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2.1倍,没有优惠条件的非政府外债翻番增长到4.2倍，商业借贷也同样翻番增长到4.4倍。而后两项恰恰是没有优惠条件和高利息的债务。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核试验后，从IMF流入印度的借贷突然中断,迫使印度的商业借贷总额大幅上升。这说明当政治上受到国际压力时,印度对国际依赖反倒更深,更加不能自拔,而不是更加独立自主。

　　外贸53年里仅2年顺差

　　印度的外贸也是推动印度国家对外“利润逆循环”的领域。如果说，在英国殖民时期，印度外贸是通过巨大的顺差来反哺宗主国英国的,这时印度必须通过顺差来平衡印度对英国单方的转移支出，包括英国在印度的文武官员的工资和年金、英镑借款的利息和英国在印资本投资的红利。独立之后，由于印度土改的失败，印度农业在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持续萎缩，农业生产的下降又限制了工业的市场。其结果是印度在从西方大量进口工业品的同时，其出口因工业生产力受到日益萎缩的国内市场的限制而不能吸收西方技术，从而使印度出口长期保持在以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为主的水平，其结果是对外贸易长期保持居高不下的赤字。

　　印度在独立后不久就陷入外贸逆差之中，这导致国家急需的外汇出现短缺。1966年印度实行年度计划，并于6月将卢比贬值36.5%，以刺激出口。同时政府还宣布59个行业实行自由进口政策，但情形并未好转。1968-1969年，农业丰收，谷物进口减少，贸易赤字大幅下降，1972-1973年度印度出现独立以来首次的10.4亿卢比的贸易顺差。1976-1977年出现第二次，也是印度有史以来的最后一次仅6.8亿卢比的外贸顺差。“五五”计划的最后一个年度(1978-1979)，国际石油危机的出现使印度贸易赤字上升，迫使印度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申请巨额贷款。但贸易状况持续恶化。此后印度贸易逆差便一发不可收拾。从“六五”第一年度的272.5亿卢比狂跌到2002-2003年度4206.9亿卢比。

　　从1950年的独立之初至2003年的53年的漫长历史中，印度国家外贸竟只有两年顺差，这无论如何已不能用“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得到合理解释。

　　长期的外贸逆差严重损坏了印度的贸易条件，其出口在国际上的比重从1948-1949年度的2.2%下降到1976-1977年度的0.6%，这还不如印度独立当年的2.2%。如果以1968-1969年度为100，印度的贸易条件也严重下降。

　　巨大贸易逆差最终导致印度同期经常项目赤字持续扩大。

　　印度30年间进口产品增长量最大的是印度短缺的石油产品和技术含量较高的机器类产品，前者与上世纪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和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有关，后者则与印度对西方的技术依赖有关。而印度技术对西方技术的依赖的原因在于由于农业的萎缩而导致的民族市场萎缩，而民族市场萎缩又导致引进的新技术缺乏消化、实验和创新的国内基地。而在印度工业没有多少国际市场的条件下，长期依赖西方就成了必然选择的技术发展路线。

　　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印度出口额最大的依次为手工艺品、成衣、工程机械、皮革棉纱及其制品、茶叶等项。

　　这说明印度出口工业品技术含量较低，低附加值的工业品出口与印度高附加值的工业品进口局面正好形成一个价值剪刀差。而印度的国际收支逆差的持续扩大和长期存在，便是这种国际“剪刀差”的直接后果。

　　与几乎是与印度同时起步的中国作比较：从1950到2003共计53年间，中国有19年的外贸逆差。分别集中在1950-1955年、1960年、1975-1976年、1978-1981年 、1984-1989年和1993年间。而这些年中国大多处于经济转型或调整期，这期间的财政扩张政策是可能理解的。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拥有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使中国能迅速调整国家投资政策。

　　在进出口商品结构方面,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上升较快。从1980年到2003年，初级产品出口增长了2.82倍。而同期工业制成品出口则增长了43.80倍。这说明中国大体已实现了从初级产品出口转向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但与印度相似的是，中国出口的各项工业制成品中，杂项制品始终处于出口的“龙头”地位。而工业制成品进口中的“龙头”地位，则由机械及运输设备长期独占。

　　这种外贸利润“剪刀差”现象在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着的。但中国并没有像同期印度那样形成对西方技术愈卷愈深的绝对依赖关系，而是合理地处在进口替代向出口替代转型的进程之中。

　　印度IT是依附于国际资本中心的外围产业

　　上世纪90年代始，印度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很快。1970-1971年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产值不足17.3亿卢比，到2002-2003年度猛增为9700亿卢比。2002-2003年度印度IT产值比1997-1998年增长了2.02倍，软件出口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6.1倍，而软件内销量增长2.9倍。

　　值得注意的是附加值较高的战略性电子产品增长最慢，只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1.8倍。占产值总额主体部分的是附加值较低的日用电子产品,增长了0.82倍。这说明印度IT业增长是靠海外市场拉动,推动IT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低附加值产品。

　　近年迅猛发展的印度IT产业并不是由印度民族经济自主推动,而是由国际尤其是由资本中心国家的经济需求拉动的。国际资本中心国对印度IT产品的需求对提高印度IT产业的技术，尤其是有利于巩固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进步，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而造成IT产业这种依附性发展的原因又在于长期处于萎缩状态的印度民族市场。

　　1990年到2002年印度千人中拥有计算机从0.3台增长到7.2台，同期中国从0.4台增长到27.2台。中国IT产业由于有相对强劲的国内市场支撑，中国的IT技术也有了相对好的培育开发条件。这最终将导致印度与中国在国际高科技竞争中大幅拉开距离。

　　IT人才是IT产业的核心。IT人才培育也是IT产业的一部分，这在印度是一个发展较好的部门。但由于印度民族市场吸收人才的产业潜力有限，这两大部门实际上也成了向海外资本提供人才“产品”的新部门。与印度经济快速发展与其外向利润逆循环流速同步的现象一致，印度教育与IT业较快发展与人才失业和流失海外的数量也同步增长。据《美国商业部2000年数字经济》报告，过去10年，每年H1B签证的平均60%左右是颁发给信息工业技术的劳动力。美国信息学会统计报告说，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02年，几乎每年颁发的H1B签证的一半都被印度人领走。印度软件业产值中63%都是来自美国的订单，高度依赖美国经济。印度的软件出口到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60%以上出口到美国。印度有软件公司近3000多家，从业人员达40多万，在美国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印度裔美国人多达30万人，硅谷40%的网络公司创始人是印度移民，在海外工作的印度软件工程师多达10万人。

　　如果将教育比作产业，与外贸赤字长期高居不下的原因一样，造成印度外向教育培养的“人才赤字”即国家人才大量出国而返回较少的原因是国内人才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与产品总要寻求市场一样，教育产品即国家人才不能为国内市场吸收，如果不考虑主观自觉因素，就必然会流向其他国家，尤其是资本中心国家。

　　印度与中国国家发展及潜力评估

　　现在人们在谈到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时，往往列出一大串印度近年来骄人的GDP增长速度，并以此证明“在21世纪前半期，印度将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还是可能的”。

　　但问题是仅仅GDP增长并不能说明问题。如果增长并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这样的GDP对国家的发展，除了维持就业外，就可能反倒不利。

　　国家的成长与生命的成长遵循着同一规律。从“国民总产值”、“人均国民总产值”、“在世界国民总产值中的地位”、“国民总产值增长率”、“人均国民总产值增长率”五个方面对1700-1995年间印度中国的发展进程作历史比较，不难看出，从1952年起，中国与印度在上述五个方面的差距全面拉开。改革开放以后，从1978-1995年的各项数据的比较中，也能看到在这一时期印度再次被中国抛在后面。印度发展自1952、1978年大幅被中国抛下后，将在新世纪初再破落伍记录。

　　根据上述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对印度的未来国家发展潜力可得出下列结论：

　　1.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断送了印度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却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当代印度实际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发展道路。

　　2.如果将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分为表现为存量的自然资源潜力和表现为变量的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潜力。与中国比较，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在可见的将来印度要赢得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不可能的。

　　3.进一步推导出的结论是:鉴于印度自然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并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的后发优势，如果未来中国形成印度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会再次落伍于印度。文／张文木(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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