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日本：国民被谁裹挟？(2)

　　“兵变”造就的军部独裁

　　日本之所以会走上法西斯专政道路，光从天皇制以及军国主义思想源流上找原因是不够的。日本在1940年10月组成“大政翼赞会”，以“一党一国”的法西斯体制取代多党制的议会制度，直接地是受德国1940年6月对法国“闪击战的胜利”的影响。鉴于此前日本政治上还有政党运作的成分和内阁主导的空间，在其未被充分法西斯化之前，军部为何能挟天皇而

行独裁，入侵中国东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拿下中国半壁江山，并在南京扶植了汪精卫伪政权呢？这要从上世纪20年代那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给日本带来的巨大冲击说起。

　　那场危机令日本的城乡同时陷入灾难。在城市，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物质的极度匮乏引起了普遍的绝望和抗议。到1926年，失业工人超过300万，此前来城市打工的大量农村人口不得不返回家乡。农村的情况却更悲惨，为了抑制通胀，政府从中国台湾和朝鲜进口了大批廉价的大米，这使得国内的稻米种植业毫无利润可图。许多农民的妻子和女儿，过去一直靠在丝厂挣工资贴补家用，以勉强维持一家生计。但这时，自己也遭到了大萧条打击的美国，不再从日本进口生丝，她们在1929年后均失去了那份微薄的薪水。再加上连续几年干旱和严重的霜冻天气，使得千百万农民家庭陷入赤贫状态，仅靠挖草根和从松树上剥软树皮充饥。尤其是在东北方，许多人家靠送女为妓维持一家人的生存。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流行性感冒和肺结核。在列岛漫长的历史上，这个岛国第一次走上了全民性暴乱的边缘。

　　日本的贫苦阶层，尤其是农民，是日本军队，又尤其是陆军少壮派的主要来源。因为军中素以意志和品质擢升军官，而不是看其曾经的社会地位，军队中大多数下级军官都是农民，或者是农民的儿子。比起其他阶层出身的人，他们不但对通过从军摆脱饥饿、帮助家人及进一步地光耀门第，有着更迫切的渴求，而且对通过鼓吹战争、发动战争，组织农民向海外移民，从而使军队主宰国家意志、军人成为独步时代风云的英雄，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也不完全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他们亦有自己佩剑一般深刻打磨过的信仰。出于对一般民众痛苦的切身感受，农村出身的少壮派军人倾向于认为：一系列的国家危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无能且腐败的政客们造成的。过去10年里，政府对内决策失误，丑闻不断，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对外讨好西方列强，在扩张海外殖民地方面无所作为，使得资源富饶的亚洲至今被白种人控制，而东方工业最为发达的日本，却龟缩一隅，处境艰难。

　　在他们心目中，历来懦夫都在城市产生，英雄却在乡间辈出。在德国，养鸡夫出身的希姆莱最终成了党卫军的领袖，党卫军致力于在农民中培养大批追随者，农民被称之为“日耳曼民族生命的源泉”。在自己的祖国，天皇制度、武士道精神以及全国上下一心的共同体形态，才能真正表达日本的“大和精神”，这样的从未被污染的冰雪精神，也只深植、绵延在广袤的乡村。而来自白肤色种族的共产主义与议会政治，正像肮脏的泡沫一样包围着城市，日本不需要这些外来异物。日本的“大和精神”必将超越世界上任何文明，担负起将人类从赤白两色的帝国主义支配下的“现代化”中拯救出来的神圣使命。由此，在对权力的渴望和强烈的使命意识支配下，少壮派军人的暴乱，轻易如拔开清酒瓶的塞子，在30年代频频发生。

　　918事变前后，少壮派军人决意通过兵变推翻政府，压缩议会政治的空间，使之最后成为一道假山浅水的日式庭院风景，陪衬起一个强悍的、无所不能的军人内阁——这便是陆军少壮派们所设计的“昭和维新”。不同于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昭和维新”将西方当作仇视对象，此种诡谲的心理变异，最终导致一个蕞尔小岛竟然向西方列强开战。

　　1931年3月，根据密谋的一项计划，一群身份不明的暴徒，用300颗炸弹，炸毁了国会大厦和一些主要政党的总部。陆军打算介入骚乱并宣布军事管制。在政变的最后时刻，传说将要被推举为军事独裁政权首相的荒木贞夫中将放弃了这个计划。6个月后，关东军在没有接到来自政府任何命令的情况下占领了中国东北，全世界为之震惊。政府赶快命令关东军停止行动，但将领们对此嗤之以鼻。于是在一番气急败坏的发泄之后，政府无奈地承认了军队已造成的事实，授予被占领的领土以“满洲国”的称号，并开始鼓励国民向这片有着44万平方英里的辽阔黑土地上迁移。不久，前大藏省大臣井上准之助在东京的人行道上被枪杀。

　　1932年5月15日，9名陆军和海军军官，在向太阳女神祈祷之后，冲进时任首相、已经75岁高龄的犬养毅的官邸，他是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的反对者。犬养当时看上去并不惊慌，他将他们引到屋内，似乎想要和这些年轻人好好沟通一番。而后者，也按客人的礼数在门口脱去了各自的军靴，但很快，其中一个家伙情绪变得激愤起来，他喊道：“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开枪吧！”顿时，9条枪齐发，密集的子弹将老人的身体打成了马蜂窝……此次刺杀就是多次被拍成电影的著名的“515事件”，参与这一事件的9名军官均出身于贫苦家庭。

　　“515事件”与近4年后发生的“226兵变”比，又成了小巫见大巫。后者也主要是由来自农村的下级军官们发动——在一个严寒的清晨，他们领着1500名士兵冲出军营，企图刺杀新任首相冈田及其他内阁大臣。当叛乱者冲进首相官邸时，冈田躲进了附近的一家洗衣店而得以逃脱，大藏省大臣高桥是清因不满于前几年不断攀高的军事预算而遭到军官们的厌恶，结果被一名军官砍杀于卧室。这时，高桥的夫人走到了门口，这名军官拔出滴血的佩剑后，向她一个虾腰般的鞠躬：“对于我的鲁莽给夫人带来的麻烦，我深表歉意。”此后，在这一长达4天的暴乱中，前首相斋藤正也遭到了年轻军官们的杀害，他身上被刺了36刀。

　　长期研究日本“二战”史的美国学者亚瑟查齐这样说道：“从1936年2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些抵制过任何一项军队计划的日本政客都生活在担心被暗杀的恐惧中。进一步说，陆军和海军的将领们长时期享有选择内阁中陆军和海军大臣的特权……总之，军队能够完全地控制内阁的政策。”(见亚瑟查齐著、胡修雷译《肆虐的太阳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