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日本：国民被谁裹挟？

　　正如中日韩三国学者和教师合编、于2005年6月出版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所言，二次大战中，日本国民整体上配合了被称为总力战的侵略战争。日本人为什么能够那样丧失理智而全力地配合战争？这固然需要从日本的天皇制以及对国民的军国主义教育角度进行思考，但也不能忽视在日本走向法西斯专政的关键时刻，由贫苦阶层出身的陆军少壮派发动“以下犯上”的暴乱兵变，促成了军部独裁的政治体制的诞生。在这里，贫穷并不意味着一定善良、通情达理，倒可能是愚昧、偏执乃至嗜血。

　　“圣战”激起的集体狂热

　　千百年来，天皇就是日照大神在日本列岛的最高象征。日本学校的教育主题是，“天皇是神的子孙，国民的使命是消灭不顺从天皇者，帮助世界成为一家(八一宇)”。在日本近代以来留下的大量浪人诗词里，躁动不息的总是“岛国焦灼”，以及积淀在文化血脉里的扩张意识。当日本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大胜了中国、朝鲜之后，连乡村的小学生们每日里也唱起这样的歌谣去上课：“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

　　这种对“圣战”的集体狂热和拥戴在上世纪30年代再次出现。在日复一日的“神之国”谎言灌输下，几乎所有十几岁的日本男孩子都盼望着参军，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实现了这个愿望。在918事变爆发10周年之际，日本所有年龄为20岁的男子，大学生除外，都受到了征召。志愿参军的年龄开始为17岁，后来降低到15岁。此后几年里，一张来自陆军省的红色明信片提醒每一个男性国民，他“拥有参加陆军为天皇陛下效忠的光荣使命”。

　　1943年10月，有13万名年满20岁或以上的大学生收到了明信片。他们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在报到、体检与安排好需交代的事务之后，他们都会去祭奠祖先的坟墓。这是为了提醒他们，一旦走向战场，他们很可能永远回不了家乡。而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因为参军者的“踊跃”，日本军队的数量扩张到380万人，比上一年多出了整整100万。

　　通常，在新兵出发前，其家人与亲友们都会聚在一起，开一个具有壮行意味的“社行会”，鼓励从军者为国家多立战功。一个名叫相川孝昭的中学老师，在许多次这样的“社行会”里送走了自己的学生，他日后回忆道：在会上，“谁都不允许说一句悲伤或者同情的话，我们只是说：‘恭喜！’新兵会被请喝下一杯非常珍贵的酒，吃一块特殊的鱼——或者任何能够找到的美味。”同样地，官方也不时组织隆重的欢送仪式，用以激励更多的后来者。

　　“圣战”掀起的这种集体狂热，在追悼战殁者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当一名士兵死后，一般情况下，其骨灰会被送回家乡，绝不会尸横异邦。骨灰送达死者家庭时，死者生前的亲友和邻居们都会前来吊唁。如果是几个骨灰盒同时送回来，就会举行一个联合的葬礼。

　　随着战死的人数不可遏止地增加，名噪列岛的东京巨人队的垒球明星们应征入伍了，专业相扑选手也穿起了专门加工的军装，连一向遵从“六戒”，鼓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和尚们也拿起了屠刀——由于大量的神职人员入伍，以至于在神道教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由妇女补缺男人担任神职职务的现象。此外，工程师、技师、工头和技术烂熟的工匠等对于工业生产至关重要的人们也经常被征召去了前线，而他们留下的职位空缺，则由传统上一旦结了婚就该辞去工作的家庭主妇来承担。最后，到了1943年的夏天，甚至连女中学生们也被发动起来缝制受伤士兵所穿的病员服，而郊区的一些艺妓们也走进了深山，砍柴拾禾。

　　临近战争后期，列岛上几乎每一寸可以耕种的土地，包括公园、体育场，甚至还有被取消的原定用于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场，都被用来种植粮食作物。到了1944年，由于绝大部分金属容器都被收缴去制造武器，绝大部分石油已经被战争所耗用，日本的许多家庭都只有一口锅做饭，一个桶提水，街上也只有自行车和偶尔几辆燃烧木炭、冒出黑烟的汽车驶过，昔日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渐渐寂静得像一条条脱去了生命的蛇蜕。而在地下众多的深深矿井里，在昏黄灯光的照射下，虽有男人在场，但妇女们干脆穿起短裤，甩动赤裸的双乳，挥舞大镐与铁锨，毫无羞愧地轮番上阵，为已近力竭的战争机器输送最后一程的燃料……

　　日本的侵略战争，是在强制牺牲国民生活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在将近15年的战争年代里，除了像美国基督教团体灯台社的日本支部等少数组织认为“战争是杀人罪”而提出拒绝服兵役，以及像绿川英子那样极少的日本人在中国大陆投身反战活动外，绝大多数日本人顺从了“天皇的旨意”，像飞蛾扑火，打一开始，便毫不犹豫地扑向了这个共犯结构！

　　相关专题：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