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布赖特与中国(2)

　　富布赖特听证会

　　富布赖特听证会是中美关系绕不过去的一节，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都认为富布赖特听证会有助于美国对华政策逐步作出从“遏制并孤立”到“遏制但不孤立”的调整，但在这些著述中对富布赖特本人的外交思想、富布赖特的个性以及富布赖特所处的位置如何影响他对中国的看法着墨不够。在此，我想结合他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时

代背景，分析富布赖特为何有勇气召开这样的听证会以及这些听证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未来美国的对华政策。

　　从1966年3月8日至30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连续主持了12次有关中国问题的听证会，邀请了14位得高望重的“中国通”到场作证，他们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鲍大可和唐纳德扎戈里亚，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本杰明施瓦茨、约翰MH林德贝克以及摩顿H霍尔珀林4人，退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塞缪尔格里菲思，密歇根大学的亚历山大艾克斯坦，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哈罗德欣顿和乔治泰勒，众议院前议员周以德，耶鲁大学的饶大卫，芝加哥大学的汉斯J摩根索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伯特斯卡拉皮诺。这些证人中除周以德、饶大卫和泰勒外，大家都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公开的舞台，从各个方面批评了美国1949年以来推行的对华“遏制并孤立”的僵硬政策，指出孤立中国的政策业已失败，政府有必要检讨对华政策背后的逻辑，重新审视对华政策，采取一种更加灵活的“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承认共产党中国存在的客观现实，发展对华贸易(战略物资除外)，放宽美国人员访问中国的限制，最终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毫无疑问，这是美国国会史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听证会之一，这次听证会对于教育国会议员、公众，塑造舆论起了重要作用；对于长期被压制的美国中国研究来说是一次“新生”；对于美国各界重新认识中国是一次契机，对于美国改变对华政策是一个新的起点。

　　首先，这些听证会被媒体广泛报道，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对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中苏关系、中越关系有了更多的认识。1966年6月14日的《华盛顿邮报》登了路易斯哈里斯就听证会搞的民意测验的结果：55%的受访者认为“参议员富布赖特的做法是对美国有利的”；而45%的人则认为他这样做是“有害的”。费正清在回忆录中也写道：“1966年，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对华听证会上，参议员富布赖特竭尽努力以使广大公众对我们的外交政策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应邀出席作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能自行解决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且不会构成对美国的严重威胁。”

　　其次，它“解放”了被麦卡锡主义“囚禁”的“中国通”。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谁丢失中国”的大讨论中，美国曾兴起以麦卡锡主义为标志的反共歇斯底里狂潮，任何人、任何事只要与共产主义沾边即受到质疑、迫害，一些曾在中国工作、研究的“中国通”被“清理”，他们的研究受到干扰，著作的出版受到限制，稍不留神即被扣上“红帽子”。在富布赖特听证会之前，虽然有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1959年委托旧金山一家民间团体康伦公司提出对华政策的新建议——即由斯卡拉皮诺撰写的《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康伦公司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康伦报告》)，但当时反响甚小，国务院不同意其中的看法，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也没能举行听证会，1960年鲍大可出版的《共产党中国与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当时也无太大反响。而在富布赖特听证会后，“中国通”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冒出”：1966年有4本与中国有关的著作问世，次年，费正清的《人民的中国和美国》等著作也纷纷出版，鲍大可的相关著作也一再重印。这表明，中国研究不再是禁区，“中国通”不再担心因“政治不正确”而噤若寒蝉。这些专家学者注定对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起着重要作用。

　　以上简述的听证会的意义及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的问题是：富布赖特为何有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远见？

　　首先，富布赖特的外交思想不同凡响。

　　第一，他持一种温和的反共主义。在冷战期间，当反共主义已成为美国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富布赖特仍然保持着清醒和理智的批判性的头脑，他把冷战看作是美苏两个大国的(霸权)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并以此观点为自豪。在冷战之初，他并不认为美国安全的严重和长期的威胁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认为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会是变相的共产主义，会危及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在50年代麦卡锡主义气焰嚣张时，他是唯一一位投票反对拨款给麦卡锡委员会搞反共调查的参议员，最终富布赖特成功地领导了审查麦卡锡的“战争”，结果使麦卡锡主义名誉扫地。从50年代中期开始时，他对共产主义持一种“善意的忽视”(a benign indifference)。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1958年富布赖特促成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系列有关美国对东亚、南亚、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政策的听证会，其实是要对美国整个外交政策作一次全面系统的审查，这才有1959年的《康伦报告》，康伦报告有关中国及对华政策的看法是：美国应当承认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是中国政权是稳定的，而不像当时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只要不和美国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存在下去是非常可能的”；其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迅速增长，“非常可能在20世纪后期作为一个主要世界强国而出现”，所以美国对华政策“不管具体形式怎样”，都应该根据上述假设来实施。也许是受了《康伦报告》的影响，1964年3月25日，他在参议院发表了题为《旧神话与新现实》的著名长篇演说，全面抨击了美国现行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指出美国的政策是建立在陈腐的观念和过时“神话”的基础上，与变化了的现实脱节，他指出不能排除一段时期后，美国和中国的敌对关系有所转变，即使不是形成友好关系，至少可以“竞争共处”。美国对华政策中应该注入灵活的成分，以便在机会到来时有执行灵活政策的能力。在这篇演说中富布赖特还指出，关于中国的现实中，“最重要的是，实际上并没有‘两个中国’，而只有一个，那就是大陆中国，它是在共产党人的统治下，并且很可能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因此在1966年当越南战争已成为美国外交辩论的热点、而越南战争的逻辑又与美国对华政策有密切关系的情况下，富布赖特敏锐地抓住时机就美国对华政策举行听证也就水到渠成了。

　　第二，他持一种保守的现实主义。他在《权力的傲慢》一书中批评了美国对外干涉主义，认为美国不应该到处干涉他国内政，不应当自认为美国模式就是世界唯一的模式，更不应该傲慢地以为美国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促使其他国家按美国的路线行进。美国应当关心的不是其他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而是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益还是有害。他还分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两个思想来源——占主导地位的“民主的人文主义”(democratic humanism)和持久的“不宽容的清教主义”(intolerant Puritanism)，当问题比较清楚时美国还能保持理想和中庸之道(民主的人文主义)；当形势复杂不明时，舆论领袖煽起人民的情绪时，美国人就“透过严厉而愤怒的道德主义棱镜来看待世界”。从这一点看，他不赞同在世界上扩张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这使他成为现实主义的国际主义者，而非理想主义的国际主义者。正是这一点使他有别于主流的自由派精英，1961年他反对肯尼迪政府对古巴的入侵、1965年反对约翰逊政府对多米尼加的干涉、1966年他反对越战升级。

　　第三，反对帝国主义。作为一位美国人，富布赖特当然信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他当然认为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反对美国在道德主义的驱使下、怀抱着世界使命感和十字军讨伐的精神，去改变其他国家，告诉其别国该怎么做。富布赖特认为这对美国是十分危险的，难免重蹈古罗马和大英帝国的覆辙。富布赖特批评说：“人们常常将权力与美德相混淆，大国特别容易接受这样的想法：它的权力象征着上帝的恩赐，因此要对其他国家负特殊的责任——使他们更富有、更幸福、更聪明，按照自己的光辉形象重新塑造它们，权力混淆为美德也常常将自己当作是万能的，一旦具有了使命感，一个大国很容易认为它既有义务又有办法来完成上帝的任务。”富布赖特解释说，“权力的傲慢”指的是一种“心理需要”，好像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国家比别国更大、更好、更强，隐含在这种动机下的假定是：力量是优越性的最终证明，当一个国家显示它拥有更强大的军队，它也证明了它拥有更好的人民、更好的制度、更好的原则，总而言之，更好的文明。“权力的傲慢”的结果是使美国成为世界警察，美国最终将因其力量的过度扩张而导致衰落。

　　其次，是他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技巧。现在，我们从富布赖特的著述来看他的外交思想是前后一致的，但作为聪明的政治人物，富布赖特也是很富有政治智慧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时机的把握。1943年，当他作为新科众议员时他就提出让美国加入国际组织的决议案，即《富布赖特决议案》，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鏖战正酣，罗斯福总统也在筹划战后世界安排中考虑国际组织的作用，而多数美国人已为美国当初没有加入国际联盟而后悔，因此此时提议可说是天赐良缘。而1946年富布赖特—海斯法案也是时机得当，当时美国正在为如何处置美国在其他国家的战争余留物资犯难，而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也非常支持富布赖特的这一立法设想，该法案实在是一举多得：既解决了剩余物资问题，又拓展了一个重要的外交渠道。二是批评的巧妙。他虽然一向与民主共和两党总统(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唱反调，但他在没有得到足够的权力之前，只是私底下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结果并没有影响他与总统的关系。而且正是由于他与约翰逊的良好关系，他才得以在1959年登上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宝座，当时约翰逊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而富布赖特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并不算是最资深的民主党议员。1960年肯尼迪-约翰逊竞选正副总统当选后，约翰逊曾向肯尼迪推荐他当国务卿，他曾成为国务卿人选之一。1962年初，富布赖特曾支持给总统更大的外交权，他说：就目前美国外交政策的要求来说，我们给总统的权力太少，妨碍他的工作。1964年富布赖特大力支持参议院通过了后来导致越南战争升级的东京湾决议(众议院以416票对0票、参议院以88票对2票)：“国会赞成和支持总统作为总司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攻击和防止进一步侵略的决心。美国……准备采取包括使用武装部队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来援助任何要求在保卫自己的自由方面得到援助的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成员国或议定书地区国家。”但在1965年多米尼加事件后，富布赖特对约翰逊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怀疑，而美国民众中反战声音也越来越大。这样，富布赖特有足够的权威公开与政府叫板，1966年召开的一系列有关越南、中国的听证会加速了冷战共识的瓦解，为反战运动提供了合法性，并导致美国最终从越南撤退。

　　再次，是他的个性。从他的背景看，富布赖特是一位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不人云亦云，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异见者，他从不吝啬自己对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批评，有时是悄悄地批评，有时是公开批评；有时是借助媒体、有时借助听证会。他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孤傲，不趋炎附势，曲意逢迎。这从他与约翰逊的关系可以看出：从政治上来说，他有“恩”于约翰逊；但当他发现约翰逊的外交政策正在误入歧途时，他公开反对。这使约翰逊暴跳如雷，称他为“有害的种族主义者”，不愿意为了亚洲人而牺牲美国人。当然，约翰逊的批评也并非空穴来风，富布赖特在外交政策上是开明的知识分子，但他在国内的民权政策则是十足的“南方民主党人”，他曾签署支持反对种族融合的《南方宣言》，他在1972年以前的民权法案中一直投反对票。当然，作为一位来自阿肯色州的参议员，为了竞选连任的胜利，他最好的权宜之计就是要认同于“南方民主党人”，更何况像他这样沉迷于外交政策而不是国内政策的来自阿肯色的参议员竟然能够连续五次赢得选举的胜利，这也可以算是一个奇迹。曾在1966~1967年任富布赖特助手的克林顿在回忆录中曾说：富布赖特很少像其他参议员那样频繁地往返家乡州联络与选民的感情。他终于在1974年竞选第六届参议员的民主党预选中被“淘汰”出局，对手指责他年纪太大，实际上是由于他太“脱离”阿肯色的“选民群众”。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富布赖特之所以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举行了如此重要的听证会，影响未来美国对亚太政策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原因在于他富有见地的外交思想、他的政治智慧及他独立不羁的个性。他也因此被人称为“20世纪对美国外交政策最有影响的参议员”(《新闻周刊》撰稿者乔纳森阿特勒语)。

　　富布赖特项目与中国

　　富布赖特项目创建于1946年。它的法律依据是1946年8月1日杜鲁门总统签署后生效的《富布赖特法案》，该法案的目的是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来促进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同时美国期望借此向他国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富布赖特法案》被认为是后来美国公众外交的肇始和依据。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不同，富布赖特项目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由美国政府拨款资助的项目之一。目前，富布赖特项目覆盖全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迄今为止近30万人参与了这一项目，这些人中有34人获得过诺贝尔奖、65人获得过普利策奖、21人获得过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14人获得过美国总统自由奖章，其中还有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顾问亚尼亚科夫列夫(著有《一杯苦酒》，中文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现在活跃在各国或世界舞台上的知名人士有：秘鲁总统亚利杭德罗托莱多、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摩洛哥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本伊萨等等。

　　富布赖特中国项目是富布赖特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其规模和受益人数而言，富布赖特中国项目在富布赖特所有项目中虽然不是最大的，但却是开展得最早的：1947年11月10日，美国与中国签了第一份富布赖特协议书。第一位富布赖特学者是美国汉学家德克卜德(Derk Bodde)，他在1948~1949年于燕京大学研修期间，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译成英文。到1949年为止，共有27位美国人和24位中国人参加了这一项目。新中国成立后，该项目就中止了。

　　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该项目于1980年就重新启动了。中美富布赖特项目是中美两国重要的政府间教育交流项目之一，从最初几年到现在，该项目所涉及的学科范围和地理范围都有了很大的扩展：学科方面从最初的人文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地理范围也从北京、上海、天津的4所高校扩展到长春、武汉、济南、广州、厦门和南京等41家院校和科研单位，而美国的接受富布赖特中国学者的院校分布也从加州、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扩展到亚拉巴马州、科罗拉多州、夏威夷州、艾奥瓦州、蒙大拿州、俄克拉荷马州、俄勒冈州和犹他州。1985年《中美教育交流议定书》正式将该项目纳入双方教育交流范畴。2002年5月，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在访问美国时，提出了我国希望扩展中美富布赖特项目的想法，得到美方的积极响应。2003年2月，中美达成新方案，从四个方面扩展中美富布赖特项目：一是扩展该项目中国派出人数，利用该项目机制将更多的国家公派学者安排到美国一流大学学习；二是根据学校需要的学科发展要求，适当扩大美国来华学者任教学校范围和专业领域；三是设立赴美讲学项目；四是增加美国来华进修生免学费名额。中美双方商定，从2004~2005年度起，该项目按照新方案实施。该项目赴美学者必须是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专业人员，分为研究学者(VRS)、研修学者(PAP)和研究生(GS)三个类别。目前，该项目每年资助大约50名中国学者和学生赴美研修和20名美国学者来华讲学。在过去的25年里，共有591名中国学者和学生赴美学习和进修，有395名美国专家来华讲学。在这近1000人中，有的是名牌大学校长(如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袁卫、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前西安外国语大学校长杜瑞青、厦门大学校长朱冲实、副校长吴世农)，有的是著名的专家学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汝信、中国社科院知名学者赵一凡等)，有的是诲人不倦的教授、有的是外交官(如前中国驻塞舌尔的女大使任晓萍)，他们对各自国家的教育、文化事业的贡献自不必论，他们对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两国的民间交流则起到了桥梁作用。他们本人的生活因富布赖特项目而改变，中美两国社会则因他们而改变。

　　作为政府间的教育交流项目，富布赖特中国项目的进展状况与中美关系始终相辅相成：在中美关系走入低谷甚至破裂时，富布赖特项目也被迫中止；在中美关系发展良好时，富布赖特项目得到扩展。从项目的发展来看，富布赖特中国项目显然是一个因变量，它依附于中美关系这一自变量。然而，从富布赖特项目的实施效果来看，它又是一个独立变量。近千名的中美富布赖特学者在各行各业做了大量的工作来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理解和沟通，这反映在民调上，即使是中美政府间的关系处于低谷时，多数中国人对美国人民的印象还是正面的、积极的，对美国的高科技、美国的创新能力、包容能力持有异常肯定的态度。

　　结 论

　　作为20世纪美国政治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富布赖特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无论是作为浓抹重彩的反麦卡锡主义的参议员、反战的参议员还是作为具有持久和深远影响的富布赖特项目的倡导者，他都具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他都具有一个良好政治家所需要的远见卓识。而正因为这种远见卓识，富布赖特直接或间接地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影响，对中国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还将持续下去。

　　虽然客观、全面地评价富布赖特远非这篇文章的目标，但我们在赞颂富布赖特对国际间理解和交流、对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作出特殊贡献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富布赖特的不足：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高涨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是站在这一历史潮流的对立面，他多次反对民权法案，始终与南方民主党人的主流多数站在一起。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位国际关系或外交事务方面的智者、超前者怎么会在国内民权事务方面是一个保守者、落后者呢？这样一位在意识形态争斗中的勇士怎么会是民权运动中的胆怯者呢？这当然可以归因于当时南方的政治环境，归因于他当选连任的政治需要，但不足以说明全部原因。同样是南方的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就能够跳出南方政治的牢笼，为民权法案摇唇鼓舌，想方设法帮助民权法案获得国会通过。白璧微瑕，我们不想苛求成长于上个世纪前半叶南方地区的富布赖特，我们在此只想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富布赖特也不例外。但这丝毫不会降低我们对这位倡导通过增强国际间理解来获得世界和平的前行者的敬意，也丝毫没有减少富布赖特在中美关系的进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张立平 作者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