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黄禹锡从天堂到地狱只差一步

　　本报记者 李虎军  王丹红

　　12月19日上午9点40分，黄禹锡在保安陪同下，前往韩国首尔大学兽医学院五楼会议室接受调查。4天前刚刚过完53岁生日的他，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危机。

　　黄禹锡被誉为韩国“克隆之父”，其知名度堪比“万人迷”裴勇俊。去年2月，他宣布

在世界上首次利用人类体细胞和卵子，培育出人体胚胎干细胞。今年8月，他又宣布培育出世界第一只克隆狗——美国《时代》周刊后来将那只名叫“史纳比”(Snuppy)的可爱小狗评选为年度头号发明。

　　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给黄禹锡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利益，也增强了韩国人的民族自豪感。韩国科技部今年6 月评选出首位“最高科学家”，黄禹锡毫无悬念地全票当选。韩国政府此前已经允诺，在2012年之前一共拨给他1.12 亿美元的巨额研究经费。黄禹锡的名字出现在韩国中小学教材中。他出国访问归来之际，会有数以百计的支持者前往机场迎接。

　　但这位韩国“民族英雄”近来麻烦不断，先是被指控违背研究伦理，紧接着又被指控欺世盗名、伪造研究成果。

　　“卵子风波”

　　黄禹锡和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夏腾(GeraldSchatten)曾经是亲密无间的研究伙伴。

　　今年6月，他们共同在《科学》发表论文说，已经利用病人皮肤细胞克隆出与病人基因相符的胚胎干细胞，朝着借助病人自身细胞治疗糖尿病、脊髓损伤等疾病的宏伟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夏腾甚至称这是一件“比研制出疫苗和抗生素更具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两个月后，他们又在英国《自然》杂志合作发表了克隆狗的论文。

　　但就在黄禹锡像短跑选手那般飞奔的时候，夏腾突然于今年11月12日发难，宣布终止合作，理由是黄禹锡“没有遵循严格的伦理准则”。

　　早在去年5月，《自然》就披露说，黄禹锡实验室两位年轻的女研究人员为研究项目捐献过卵子。科学界一般反对这种做法，因为她们与研究项目存在利益关联，并且可能屈从于某种压力而捐献卵子。

　　韩国生物伦理协会去年8月也曾在《科学》撰文呼吁，黄禹锡在没有得到韩国国家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必须中断相关研究。但黄禹锡当时对此指责不予理会。

　　今年11月24日，黄禹锡终于公开道歉，承认他忽视了研究伦理，同时宣布辞去首尔世界干细胞研究中心主席一职，从此“当一名纯粹的科学家”。

　　更大的麻烦

　　对黄禹锡来说，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

　　首先是匿名指控。12月4日，一位自称为生命科学家的人在一家韩国网站发帖，质疑黄禹锡今年6月《科学》论文的一些胚胎干细胞系图片。几个小时后，黄禹锡即通知《科学》编辑部，一些图片存在复制错误。

　　然后是美国合作伙伴进一步宣布与他划清界限。12月13日，匹兹堡大学公布了夏腾致《科学》及其他论文合作者的一封信。信中称，“我现在怀疑这篇论文的准确性有严重问题。”

　　两天后，在黄禹锡生日那天，他更是收到了国内合作伙伴的一份“厚礼”。

　　黄禹锡的另外一名合作者、韩国米兹梅迪(Mizmedia)医院理事长卢圣一12月15日接受韩国MBC电视台等媒体采访时说，黄禹锡当天上午向他承认，今年6月那篇《科学》论文中提到的11个胚胎干细胞系，有9个是伪造的。

　　此言一出，韩国举国哗然。韩国人纷纷在MBC网站和各种门户网站上留言，表示震惊。首尔大学医学院研究部主任李旺载教授甚至说：“可以宣布今天是韩国科学界的国耻日。”当天，生物股集中的科斯达克指数暴跌3.4％。

　　在种种压力之下，黄禹锡12月16日下午召开记者会，称其疏于管理，导致部分胚胎干细胞受损等诸多失误，并再次“真心向国民道歉”。但他同时表示，确实利用患者体细胞培育出胚胎干细胞，掌握了相关核心技术。

　　黄禹锡还说，米兹梅迪医院可能对胚胎干细胞进行了“调包”，将那些与患者基因相符的胚胎干细胞换成了医院保管的其它干细胞，并要求司法机关就此展开调查。

　　针锋相对的卢圣一随即也召开记者会。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卢圣一面对全球各大媒体的记者，哭诉自己被“兔死狗烹”，斥责黄禹锡厚颜无耻地嫁祸于人，在胚胎干细胞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却声称医院调包。

　　神秘的K研究员

　　黄禹锡在记者会上暗示，有机会同时进入首尔大学和米兹梅迪医院实验室的人才能调换胚胎干细胞。有韩国媒体称此人为“K研究员”。

　　这位风波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乃是目前滞留在匹兹堡大学的金善钟，K是其姓氏Kim的首字母。他曾作为米兹梅迪医院的研究人员，在首尔大学黄禹锡实验室工作过一段时间。

　　金善钟此前接受过MBC电视台“编导手册”栏目的采访，那是他第一次面对媒体的质询。金善钟告诉该栏目，他曾经按照黄禹锡的指示，用2号和3号胚胎干细胞系捏造了11张照片。

　　而后，金善钟又向首尔媒体发去更正自己言论的邮件，称“那些都是在受到威胁情况下的胡言乱语”。

　　不过，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金善钟在匹兹堡当地时间12月16日再次开口说话时，则称其所发邮件完全是黄禹锡的授意。金善钟还断然否认自己调换过胚胎干细胞，“我没有首尔大学的ID卡，只能同首尔大学人员一起进入研究室，工作时旁边一直有首尔大学的人员”。

　　此外，金善钟也提供了一段有利于黄禹锡的“证词”。他表示，曾亲眼目睹黄禹锡研究组培育胚胎干细胞的过程，确信其胚胎干细胞的真实性。

　　调查刚刚开始

　　12月18日，首尔大学着手调查黄禹锡的胚胎干细胞研究。调查小组共有9名成员，其中7位来自首尔大学内部，另2位来自韩国其它机构，首尔大学医学院郑明姬教授担任组长。调查小组预计在12月底或明年1月初公布初步的调查结果。

　　调查小组同时表示，愿意与外国相应机构合作，尤其欢迎夏腾所在的匹兹堡大学的协助。

　　尽管夏腾已经宣布与黄禹锡中止合作，但有人提出，他或许仍旧脱不了干系。

　　米兹梅迪医院理事长卢圣一12月16日告诉媒体，今年6月那篇《科学》论文实际上由夏腾执笔，黄禹锡则向夏腾提供研究数据并介绍了实验方法等。卢圣一甚至说，夏腾和黄禹锡一样不诚实，夏腾应该知道那些胚胎干细胞系是假的，因为论文的准备时间非常短，干细胞生长的速度不可能那么快。

　　黄禹锡则称，论文由首尔大学方面起草，只是向夏腾进行过咨询。

　　为了证明其确实掌握相关核心技术，黄禹锡在12月16日记者会上说，目前正解冻并培育初期阶段即被冷冻保存的 5个胚胎干细胞系，预计十多天后就可见真伪。至于去年2月那篇论文，他说至今还保存着当时培育的胚胎干细胞，完全可供验证。

　　另据韩国联合通讯社12月20日报道，卢圣一接受采访时继续抛出“重磅炸弹”，称米兹梅迪医院从65名妇女中获取900多个卵子后，提供给了黄禹锡科研组，这个数字远远高于今年5月《科学》论文所述的从18名妇女中获得185 个卵子。他还说，黄禹锡研究组培育胚胎干细胞的成功率实际上只有千分之一，黄禹锡不仅伪造了照片，也伪造了所有的数据。

　　《科学》态度谨慎

　　在这场风波中，《科学》扮演的角色也颇为引人注目。这份具有100多年历史的著名学术杂志，曾经为黄禹锡发表的重头论文而喝彩，如今却不得不忙于处理善后事宜。

　　就在黄禹锡12月16日召开记者会几个小时之前，《科学》编辑部与黄禹锡和夏腾通了电话，两人均要求撤销今年 6月的那篇《科学》论文。黄禹锡还说，他正努力联络论文的另外20多位共同作者，大家一定都会同意签名撤消论文。

　　美国东部时间12月16日下午，《科学》召开紧急电话记者会。该杂志主编肯尼迪(DonaldKennedy) 博士表示，如果全体作者都同意，那篇论文将被撤销。此外，肯尼迪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存在科学不端行为。”

　　科学界则已经有人开始怀疑黄禹锡所有重要论文的真实性，包括去年2月在《科学》报告首次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的论文，以及今年8月发表在《自然》的克隆狗论文等。

　　此外，黄禹锡曾在六年多以前宣布率先克隆出奶牛和韩牛，时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还亲自为那头韩牛取名“黄真毅” 。但是，黄禹锡并没有依据科学界惯例发表相关研究论文。

　　美国东部时间12月19日下午，《科学》在其网站更新的公告中称，该杂志本身不是一个调查机构，但正在密切关注韩国和匹兹堡大学的调查进展，随着更多调查信息的披露，还可能对去年2月发表的那篇论文也进行评估。

　　克隆羊“多莉”之父、英国爱丁堡大学威尔姆特(IanWilmut)教授等8位著名科学家12月13日则在《科学》网站发表联名信称，1998年，研究论文在《自然》发表之后，“多莉”的克隆身份也曾遭到质疑，直到莱切斯特大学杰弗里爵士(AlecJeffreys)完成独立的DNA指纹和线粒体测试，才最终消除了怀疑。因此，这几位科学家鼓励黄禹锡实验室与他们合作，对其胚胎干细胞系开展独立测试。

　　拔出萝卜带出泥？

　　拔出萝卜带出泥，黄禹锡事件牵连甚广。例如，韩国总统信息、科学与技术顾问朴基荣女士也被卷入到黄禹锡事件的漩涡之中。

　　由于去年2月《科学》那篇论文将朴基荣列为共同作者，从而引发了她“不劳而获”的争论。黄禹锡当时曾辩称，朴基荣提供了生命伦理方面的咨询。但是，韩国联合通讯社的报道说，朴基荣是植物学家，而且她本人也说不清自己在论文中所起的作用，因此争论至今未平息。

　　目前，人们还无法判断黄禹锡事件的是非曲直，全世界都在等待相关调查结果。北京某高校一名干细胞专家说：“我们都非常关注这一事件的真相。”

　　中国科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员则分析说，《科学》等学术杂志其实是科学界同行之间的一种交流平台，依赖于研究人员的诚实和以往的信誉，杂志本身无法保证发表数据的正确性，但由于不少政府机构和基金组织将论文发表作为评价科研，特别是分配巨额经费的主要依据，直接促使一些研究人员冒险欺骗同行。

　　这位研究人员还认为，即使这一事件中论文造假等行为最终确认属实，板子也不能只打在某位科学家的身上，韩国政府的科研管理体制和韩国民众期待“民族英雄”的过急心态也负有一定责任，社会各方面都应为此做出检讨，否则将导致更大悲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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