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离开政治舞台留下难以填补的空白

　　本刊记者 黄山/文

　　2006年1月4日，77岁的以色列总理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在不到两周半的时间内，第二次中风紧急入院。此次严重中风导致大面积脑出血，至1月6日本刊发稿时，沙龙仍生命垂危。

　　叱咤中东战场与政坛近60年的沙龙，也许再也无法出院。换言之，人们的共识是，即使沙龙从死亡线上返回，他的政治生命也不得不就此结束。

　　令人惋惜的是，由沙龙一手策划的以色列从巴勒斯坦领土单边撤军行动计划也仅完成了一半，而几乎凭其一人之力支撑起来的“前进党”在目前的民调中遥遥领先，估计能在总共120席的以色列议会(Knesset)中获得39席。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将随着沙龙的倒下而变得不确定。

　　对于以色列政局、以巴关系和整个中东和平进程来说，沙龙的病危都发生在一个最坏的时机。

　　首先，1月25日，停滞十年的巴勒斯坦立法会选举将再度举行。如果选举能如期，巴极端组织哈马斯很有可能获得相当的席位，而这一点是以色列所不愿看到的；其次，以色列单边脱离后的加沙局势并没有因为巴方的接手而变得缓和，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第三，以色列正考虑是否允许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参加选举。从以色列方面看，以上这些难题都需要沙龙这样的强势人物作出决断。

　　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沙龙显得后继无人。这也是中东局势在“后沙龙时代”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之一。无论是“前进党”内继沙龙之后呼声最高的以色列代总理奥尔默特(Ehud Olmert)，还是国防部长莫法茨(Shaul Mofaz)、司法部长利夫尼(Tzipi Livni)，都缺乏沙龙数十年来积累的政治资本和在推进中东和平进程上的远见和策略。

　　对以色列这样一个更多依靠集体而非领袖个人魅力领导的国家而言，沙龙是为数不多的例外。在沙龙担任总理的最近五年中，以色列民众早已习惯了他处理以巴关系软硬两手的方式，以及其强势的领导风格。

　　在强敌环伺的以色列国内，能推动巴以谈判的政治家，往往是立国后在多次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军人。似乎只有曾在战场上证明其卫国忠诚的战士，才可能具备足够的为推动巴以谈判所必需的政治资本。在这个意义上，沙龙从政治舞台消失，一时留下了难以填补的空白。

　　沙龙在出任总理后，也经历了两次政治生命的动荡。在2002年因工党不满预算草案而退出联合政府后，沙龙解散议会，提前选举，并在2003年1月连任。而在2004年末，在利库德党内失去极右翼对加沙撤军计划的支持后，沙龙再次邀请工党联合组阁，并在2005年夏天成功实施了加沙单方面撤离行动。

　　沙龙为了阻止巴极端组织自杀性爆炸事件而竖起的隔离墙，在最初引起广泛争议后，由于确实起到大规模减少爆炸袭击的效果，因此受到赞扬。

　　软硬两手的政策不仅赢得以色列民众，也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布什政府在1月5日表示，希望以色列未来继续沙龙的政策。而在巴勒斯坦方面，极端组织对沙龙的病危显得“幸灾乐祸”，不少饱受战争之苦的民众也仍旧诅咒沙龙为“屠夫”，但多数民众仍对后沙龙时代可能发生的恶化局面感到不安。

　　纵观中东历史，像沙龙这样扮演重要历史角色的领导人往往命运多舛。在好不容易探索出一条和平道路的时候，或因对手的不合作、或因暗杀、或因疾病而倒下，就此政治生涯走向末路。

　　曾担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的拉宾，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缔造了现代军事史的一个奇迹，以以色列一国之力打败整个阿拉伯世界。在1974年首任以色列总理后，拉宾为以埃和解做出巨大努力，为继任的贝京总理实现同埃及的最终和解打下坚实基础。1992年，拉宾再度出任总理，1993年11月，以巴之间的第一个和平协议——《奥斯陆协议》，在拉宾和当时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斡旋下终于得以签订。

　　但就在拉宾准备再接再厉，将1995年变成以色列同阿拉伯世界的“和解之年”时，当年的11月4日晚，在特拉维夫的和平集会上，拉宾却不幸倒在刺客枪下，壮志未酬。

　　当沙龙毕生的死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于2004年11月，在被以色列军队围困四年后病逝时，国际舆论认为，这为中东和平提供了新的契机。一年多来的现实表明，以巴安全局势有所缓和，但长期和平的前景，仍旧随着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政治力量的消长而显得扑朔迷离。一代强人沙龙的倒下，更为和平进程蒙上了浓重的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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