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韩流背后力量：体现日新又日新的韩国精神

　　文/郭东至

　　一个只有4000万人口的弹丸小国，产生了三星电子，现代汽车，LG空调这些著名品牌，虽说还不至于让中国人产生危机感，但它近年来在文化上的崛起，特别是它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让不少中国人至少在感情上难于接受。

　　《我的野蛮女友》这样的现代题材，在中国风靡一时，只是有几个老夫子私下嘀咕，“人心不古”。而《大长今》这样的历史剧能在中国独领风骚，就让人想不通了，像中国这样有丰富历史积淀的国家怎么反而没有搞出来呢？

　　有香港学者就评价该剧是韩国崛起于东亚的一部政治宣言书，是韩国傲然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身份证。它的目的是要与中国争夺儒家文化主体精神的解释权。与之相印证的是今年韩国端午祭被评上了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反倒落败。

　　这一现象在国内激起了持续讨论。明星张国立直言，“碰巧看过一集”，“根本不感动，只觉得愤怒”，甚至要求限制

　　光着急没用，龙应台女士就不无揶揄地说：“我们的文化‘从未被奴役过’？是吗？那么，没被‘奴役过’的文化，就拿出13亿人的创意来和别人比吧。”这一下子点到了让国内业者泄气的软肋。文化产业背后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心，中国文化产业如何与韩国同行一较短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今年各大电视节上围绕韩国文化产业的研讨会不断，包括政府谈到如何“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都会不自觉地举到韩国的例子。国内对韩国经验的解读主要集中在韩国政府对于文化产业“全面支持，大力保护，加强管理”。在文化部的官方网站上还可以看到，借鉴韩国经验的结果，是要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作“全局性、系统性的规划”。

　　2005年年末，我有幸受韩国亚洲文化交流基金会邀请，对韩国政府部门、民间组织、文艺界人士进行了较为广泛的采访，求证了我对于韩流的困惑。

　　韩国文化保护程度逊于中国？

　　在很多人看来，韩国文化保护最著名的案例是电影配额制度和“光头运动”。

　　1998年4月，美国电影协会亚太地区副会长访问韩国文化观光部和产业资源部时提议：“只要韩国政府削减目前的银幕配额制度，美方将投资约5亿美元在韩国20个城市建立各有10个电影院。”当时，韩国政府计划接受，但韩国电影人却普遍觉得这是侮辱，集体削发抗议，最终导致提议流产。

　　韩国银幕配额制度的实质是在文化产品国际交流中树立贸易壁垒，以便维护本土产品的市场份额。很多中国人在这一事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文化产业之所以比不过韩国是因为政府在保护国内市场上做得不如韩国。

　　但韩国文艺界人士并不这么看，众口一词表示，保护市场对于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影响甚微，《武士》一片的导演金性洙甚至说：“我们干这行，最怕政府来保护我们，他们别管我们就OK了！”

　　韩国文化观光部文化和产业振兴院的官员也表示：配额制度对于保护本土文化产业意义不大。配额制度规定韩国影院一年106天以上要放韩国影片，电视台25%以上的时间要留给国产片。实际上，韩国国产文化产品实际占据的市场份额，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超过配额的规定，目前高达60%，韩国电影院也都愿意放本国片，似乎这个制度现在已没有设立的必要，所以政府一直在考虑取消。

　　不过，其中有一条规定引进产品中不能有45%以上来自一个国家。韩国人对美国感情非常复杂，对好莱坞文化警惕性很强，所以这一条款主要是针对美国的。但同时，它对保护韩国的文化多样性有好处，很多欧洲国家包括日本都支持这一规定。另外，配额制度也可以保证院线不是“大片”的天下，一些小制作的文艺片也有播放机会。

　　电影振兴委员会委员长安贞淑女士介绍说：“韩国在1963年就有了电影配额制度，那时候对于国产电影保护做到了极至，可是并没有起到多少积极作用。”她举例说，那时韩国只有几家电影公司，都有政府背景，当时规定只有拍四部韩国电影，才能进口一部外国电影，但这并没有帮助韩国电影成长起来，相反电影公司变成了为完成任务好进口国外影片而拍国产电影，大批电影花国家的钱拍出来，拷贝直接就送进仓库里，每年利润全靠进口国外大片。

　　《大长今》的导演李丙勋介绍，那时各影院和电视台都放韩国国产片但没人爱看，“当时我们开玩笑都说，‘昨天你是不是又看韩国片了’，意思是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但不能否认，配额制度在韩国影视产业起步初期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对于中国是否应该设立自己的配额制度保护中国的影视产业，国内不乏议论，譬如韩国影视作品在中国长驱直入，但中国作品却很难进入韩国，是因为韩国市场太封闭了。当我征求韩国朋友意见时，他们的反映是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事实完全相反。

　　在韩国影视公司眼里，中国虽然没有名义上的配额制度，但中国对于国产影视作品的保护远远超过韩国，中国政府可以用行政指令要求全国院线统一放映“国产大片”和主旋律影片，这样的力度比韩国当年要大得多。

　　韩国最有实力的影视制作集团之一的CJ媒体株式会社常务副总裁Richard Shim说，由于说不清的政策限制，这几年韩国有影响力的影片很难进入中国国内院线，韩国电影在中国有大量的观众，但他们主要看盗版，韩国公司很少获益。负责中国业务的经理更是很无奈地说，CJ是一个大产业集团，在物流，乃至饲料加工等方面都对中国有很多投资，唯独在媒介领域很难有什么作为。

　　韩国公共电视台KBS的国际事务局长殷文基则告诉我，前不久他们在KBS的黄金时间播放了中国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可是中国国内所有的电视台到目前为止仍遵循着广电总局2000年的指示：“各电视台黄金时段禁播境外剧。”KBS也曾协助中央电视台的四套节目在韩国落地，韩国普通家庭观众都可以看到中央电视台，可是至今为止，KBS始终不能在中国落地。

　　这些例子说明，和中国人的印象相反，韩国的文化市场对中国一直很开放，只是中国的作品还没有足够吸引韩国观众，反倒是中国的文化市场太过于地方保护了。

　　中国方面关于韩国文化侵略的议论，使韩国政府方面也有一些紧张，但他们的说法让我颇觉尴尬。韩国文化观光部下属文化&CONTENT振兴院院长徐炳文说：韩国的文化产品现在销售到柬埔寨、老挝，包括阿拉伯国家，反响都不错，连那这些小国家都没有担心韩国文化侵略，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历史文化最悠久的国家怎么反而会担心被侵略呢？

　　韩国政府并未大力支持文化产业？

　　在一些中国人总结韩国文化产业崛起的原因时，总会提到韩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1997年的经济危机之后，韩国1998年起提出的“文化立国”战略。因此，我在交流中特别想了解在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政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但实际的情况非常出人意料。

　　我们采访了音乐剧《明成皇后》的制作人尹浩镇先生，《明成皇后》借被日本人刺杀的闵妃的遭遇讲述了朝鲜半岛在群雄环伺的格局下最悲惨的那段历史，是韩国近年来最著名的舞台剧，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很多韩国人感动落泪。按中国的常识，此剧非常符合主旋律，是对青少年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得到政府的帮助。但尹浩镇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完全是民间公司的自发行为，政府没有给我们任何支持。”我追问：“难道这些年来真的一点支持都没有么？”他想了想说：“在把我们的资料翻译成外文好用于交流的时候，政府倒是给了些资助。”但他强调“不过微乎其微”。

　　国内有媒体报道韩国对于优秀文化作品创作者给予重奖政策，言下之意韩国优秀作品叠出是因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报道说韩国政府新设“出口奖”，对每年的出口产品和单位评选出10个奖项，像电视剧、电影、音乐等产品一旦获“出口优秀奖”，就有奖金500万韩元；还有“国务总理奖”为最高奖项，奖金1000万韩元，“文化观光部长官奖”奖金500万韩元，“特别奖”奖金300万韩元。这些数字粗看挺吓人，但我到韩国后才注意到，在小店吃一碗拉面要1万韩元，1斤牛肉要6万韩元。

　　实际上，韩国文艺工作者一提到政府支持就直皱眉头，好像是多么不光彩的事情，金性洙导演说：“我们最怕政府支持我们，我们总对政府说，求求你们别支持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韩国导演已经有了条件反射，一听说政府要支持就头大。”

　　他解释说，韩国政府确实曾在大力支持电影创作，但那是军政府时代。1970年代，韩国军政府就开始大力倡导要发展韩国本土电影事业，有符合政府意识形态宣传要求的重点影片，国家就大量资助；影片拍完之后，还会强制性在所有影院放映，再组织机关人员和中小学学生集体观看。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秘书长金惠俊先生自称“韩战后的一代”，他回忆道：“那时的片子，都是歌颂军人的，我们的军队代表正义，敌人都是坏人，我们的军人个个本领超群，枪也打不死，杀死大量的敌人，非常血腥。我们小学生都张着嘴鼓掌，后来长大了才逐步认识到，那时政府想通过电影灌输给我们的价值观是非常片面的，那个年代整个国家人民的思考方式也非常简单。”

　　在这样的政策重压下，不少电影工作者习惯了审查制度，甚至主动去迎合军政府的口味，然而到了1990年代这些导演基本都在影视界消失了。那段经历对他们来说恐怕是一种耻辱，如果对一个韩国导演说“你是不是受到政府很大支持？”就好像说他是政府的狗腿子一样。

　　韩国式的政府支持

　　韩国文化观光部及其下属机构的规模相对于中国的同类机构而言，非常精简。韩国文化观光部，从职责来看，担负着中国文化部、国家旅游局和体育总局的功能，但它却只有一栋远看像是小型百货商场的办公楼。一个大场地里，一人一张桌子，只有半人高的隔断，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

　　晚上8点钟，我还看到大半人没有下班吃饭，都在自觉加班，据说韩国人都是这样。但我还是不由疑问，既然文化产业界的人都口口声声不需要政府的支持，那这些公务员整天忙忙碌碌都在干什么呢？

　　和文化观光部的多位官员交流后，总结出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几条：

　　第一，支持培养产业人才，政府拨款设立基金会，通过奖助学金的形式，资助优秀青年在文化产业成长起来。我在韩国著名的国立艺术综合学校就遇到了3位中国同学，他们是受韩国政府的资助来韩国学习电视编导、动画制作等专业。他们感慨在国内学校里设施很好但是舍不得给学生用，韩国艺术学校给了学生很多实践机会。

　　第二，保护知识产权，他们认为只要能够保障知识产权，就会自然使优秀的创作者受到鼓励，所以政府在国民中大力宣传知识产权意识，同时积极和民间组织合作打击盗版。

　　第三，搭建交流平台，鼓励中小制作公司和国际市场接轨。韩国政府官员强调政府不能直接给具体企业以支持，这样会违背公平，也滋长腐败。但政府可以通过在国外积极组织会展活动，交流活动，邀请没有实力自己主办活动的中小企业参加，给中小企业提供舞台。

　　第四，推进相关立法，这一点常常引起中国人的误解，韩国政府部门自己无权制定管理条例，而是及时反映产业情况和要求和国会沟通，争取国会通过法规体系的完善。

　　韩国产业发展院院长万种植先生就介绍：和中国国内的理解不同，多年以来韩国政界对于游戏产业的主流意见是限制其发展，主要是出于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考虑。但因为韩国政府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所以不可能管得太死，韩国游戏产业还是发展起来了。这样政府就不得不客观地看待这个产业，而不能一棒子打死，设立开发院可以把游戏产业的声音反映出来，在政策制定上尽量能够达到社会效益和产业效益的双赢。

　　总的来说，韩国文化产业界的政府官员，没有一个人将韩国文化产业某方面的崛起归纳为政府“大力扶持，全局规划”的结果，相反都介绍这些产业的发展和政府部门关系不大，首先有了这些产业自己的发展，才产生了相配合的政府部门。

　　“日新又日新”的韩国精神

　　在韩国提到电影产业的振兴史，都不约而同地会提到1999年面市的《生死谍变》这部影片，它被视作韩国电影崛起的标志，不仅在它的票房打破了好莱坞电影不可超越的神话，更重要的是它第一次在韩国现代历史上突破了文艺作品的题材禁区。与之相对应的背景是1998年民主斗士金大中成为韩国总统，全面推行民主化，同年从军政府年代就设立的电影剪阅制度取消。

　　韩国媒介分级委员会主席李敬顺女士介绍，今天韩国的电影没有任何题材的限制，什么片子都可以拍，只要由15名由社会各界贤达和家长代表组成的分级委员会界定什么年龄段的孩子不宜观看就可以了，这个委员会由文化院提名，总统任命，成员不领取工资报酬，完全独立。在此之前，韩国军政府采取的是事先审查制度，无论是出版一本书还是拍一部电影，从选题开始就要经过政府的审查，只有政府认可的剧本才能开拍，否则就是非法，创作者会被封杀。

　　这一制度遭到了一批经过民主运动洗礼的年轻人前赴后继的反抗。金性洙就说：“那时候我们都咽不下这口气，用各种机会来表达抗议，凭什么电影就要根据你们的口味和兴趣来拍？决定韩国人民该看什么样的电影，你们的水平难道就比韩国人民要高？”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委员长安贞淑女士认为：“专制制度下，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政府的监督中，就必须努力使自己的言行循规蹈矩，听话就是美德，一点创新都不敢有，这个国家所以也根本不会有创造力。”秘书长金惠俊先生认为：“军政府嘴上说要繁荣文化产业，但骨子里希望人民头脑简单，思想单纯才好，所以不会给文化工作者思考和表现的自由。” 在大家的印象中，那个年代的韩国影视作品包括小说不是歌颂军队的，就是莫名其妙的爱情题材。

　　对于这段历史韩国人记忆犹新，它的终结是韩国人民不懈抗争的结果。在韩国考察期间，我对于韩国人的“急性子”，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干什么事都风风火火，也许是爱吃狗肉和高丽参的原因，精力分外旺盛，一天能安排七八项内容，从早上8点半一直到晚上10点连轴转，这对于考察团里一些中国人来说简直成了折磨，但他们却觉得习以为常。

　　这种急性子也体现在推动社会进步上，在中国的语境下，好像每个韩国人都可以用“偏激”来形容，韩国从国会议员到各行各界的领袖，都有当年学生运动的骨干。甚至政府官员在交流中都会主动告诉你：“我当年是记者，在光州事件之后被政府勒令从报社开除。” 另一个就说：“光州事件中我被政府称作暴徒，我还坐过牢。”那口气好像一个比一个光荣。

　　我在首尔期间不断看到市民上街游行的消息，而且动辄就有冲击政府的激烈行动。一次酒吧聊天，我开玩笑：“你们韩国人好像总是不满足，推翻了军政府，对新政府也不满意，选出新总统，没过两天，还是不满意。”文化交流基金会秘书长金良来先生很认真地告诉我：“这种永不满足的态度，是使韩国人成为韩国人的最重要特征。”也许正是这种精神带来了韩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就像《纽约时报》的评论，韩国“在几年中完成了通常需要几十年的社会演变过程”。

　　我们不用惊讶韩国的文化工作者有这样旺盛的创造力，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日新又日新”，他们提到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在香港，一个片子拍得好，就会拍续集或者重拍，但韩国人不会这样，从1999年以来韩国只有一个导演对自己的影片拍了续集。

　　文化观光部文化产业政策司司长柳炳赫先生的话也许可以作为本文的总结：“我可以负责任地代表韩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看法，首先政府不应该也没有权利插手文化产业，所以我们不认为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政府的这些工作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我们相信，推翻军政府实现民主化之后，韩国人民思想更加开放，对社会参与意识增加，荣誉感和创造力也被调动起来，这是韩国文化崛起的根本动力。”

　　据说已经有很多中国政府代表团到韩国来“学习如何繁荣文化产业的经验”，不知道真正的韩国经验我们能学到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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