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
在2005年12月召开的第五届舆论监督研讨会上，我做了一个演讲，主题是向“深喉”致敬。“深喉”原来是一部电影片名，后来被用来指代向媒体披露事实的掌握关键信息的局内人。尽最大可能寻找事实的真相是调查记者的职责，寻找真相的过程也可能困难很大，压力重重，记者也可以把采访经历描述得惊心动魄，但是相对于那些协助我们采访，站出来
自己说出真相的人们而言，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放眼望去，在几乎每一个有影响的调查新闻作品背后都有“深喉”的影子。
在今年酿成轩然大波的哈医大二院天价医药费事件中，主治医生王雪原就是这样的人，他的关键证词，揭露了他所在科室过度医疗、修改医嘱、管理混乱的事实。而这位出于良心的压力站出来说话的人也成为争议的焦点，网上有人说这是“吃人家的饭，拆人家的台”，甚至说“他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让我不由想起了《局内人》里那个被解雇的烟草公司研发主管，他也曾经享受这家公司优厚的待遇，虽然他本人也是小错不断的常人，但是作为化学博士的科学家身份，让他在商业触犯了科学道德底线——撒谎“尼古丁不会让人上瘾”——对人类公共健康造成危害的时候，选择了反抗，即使因此被解雇也不退缩，不畏恐吓向媒体发言。
在从事记者的职业过程中，我常常感到一种恐惧，很多值得挖掘的重大新闻，远距离看让人血脉贲张，走近了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这种恐惧不是赤裸裸的威胁而是一种可怕的沉默。在大部分艰难的调查中你分明能感觉到你在和一只看不见的手较量，就像冲入了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这是一个非常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当外界的力量想揭开它的一角时，整个系统就抱成一团用可怕的沉默和不合作来面对你。由于社会各行业中都免不了这样那样的利益共同体，当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出现时，为了自身的利益，共同体中沉默的大多数很容易用一种价值观把符合自己利益的状态合理化，让自己心安理得。而当这种利益共同体又以某种专业知识和信息资源为“优势”避开监督时，黑箱操作就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深喉”们的存在价值就更加重要。
正是有了费尔特这个“深喉”，水门事件才能最终大白于天下，正是有了丹尼尔艾斯伯格这样的“深喉”，长达7000多页的荒唐的“越战最高机密文件”才得以曝光，并导致美国政府最终结束越南战争。他们被当成英雄，是因为他们的作为虽然损害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却最终避免了一个国家陷入不公正或者不透明的状态，保障了公共利益，捍卫了道德和尊严。但费尔特因此30年不能站出来承认自己的作为，而艾斯伯格一度面临“多达12项的重罪指控以及如果成立的话长达115年的徒刑”。
在协助调查之后，王雪原医生决定回家休养，这个年轻医生将为他的选择付出代价，而传媒不能为他提供什么保障。但是他对传媒的回答却出人意料的坚定：“我想清楚了，我在这个医院可能呆不下去了，但我如果不说出来，我也不能原谅自己，良心的压力让我再也不能干下去了。”
我一直想探寻，在有无数冠冕堂皇的理由作为退缩的借口的时候，为什么仍有人挺身而出，站在公共利益一边，甚至有时在法律都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向利益共同体开战。这些人的努力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哲学意味的命题：是否一个在体制内组织内圈子内的人就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它的一切，向维持它运转的“逻辑”低头，哪怕这种“逻辑”已经超出了道德和公义的底线。从这些精神异见者身上，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比整个让我们习以为常的潜规则更强大的良知和灵魂的力量。正是“深喉”们的勇气使得知情权回归人民，使得权力密室之中的人有所敬畏，正是这些反叛者灵魂深处对道义和公共利益更高贵的忠诚，使我们对社会建立公正、公平、透明的机制更加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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