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炒作外交官自杀事件欲实施孤立中国战略

　　从去年岁末开始，日本的媒体和官方，对一名日本驻上海总领馆馆员一年半前自杀的事件大做文章。12月27日由《周刊文春》作俑，包括《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在内的日本各大媒体，连篇累牍地抛出大量的追踪评述，使关于该事件的报道排在了热点新闻排行榜的前列。日本政府也紧随其后，外相麻生太郎和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多次就此事发表了指责中国的谈话。

　　据日方媒体的报道，2004年5月自杀的该外交官负责上海总领馆与本国之间的机要通信，被中国情报机关胁以“美人计”提供外交机密，后不得已而自杀；根据遗属要求，日中双方没有将事件公开。然而只要稍微推敲这些报道，就可发现其中疑点太多，根本难于成立。比如，该外交官自杀的理由是由于被掌握了“不正常的交友关系”，但这在日本的文化风俗和行为习惯中委实难以成立；其被要求提供的那些“机密”，如上海总领馆馆员的人数和姓名、运送外交文件的航班路线，稍有常识的人看了都知道根本不算情报。那么，日本部分媒体为何时隔一年半后又抛出旧案、寻衅事端呢？

　　联想一下2005年1月《西南岛屿防御计划》和9月《防卫警备计划》泄露时的情景，人们就会了然于胸。当时，这些由日本防卫部门制订的主要针对中国的绝密文件，竟然在“微妙时刻”被主流媒体作为猛料抛出，搞得沸沸扬扬。

　　而这一次，日方则有意无意地突出渲染“中国谍报威胁”和“外交官遭受迫害”两大焦点。“旧闻重提”其实隐含着日本方面非常强烈的针对性意图。

　　两项“内需”要求：

　　提升“情报事业”和打压“亲华”人士

　　首先是为提升“情报事业”找名目。众所周知，作为实现“政治大国化”目标的一环，日本近年正在急速加强军备建设。其中重点，就是建立独自的情报体系，提高情报收集分析能力，加速成为情报大国。因为现代军事，早已是“兵马未动，信息先行”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设置“内阁情报局”和防卫厅“情报本部”，实现了情报职能的一元体系和集中管理；策划成立陆上自卫队“中央情报队”和外务省“对外情报机构”，强化收集中国和朝鲜等国的海外情报；大力改善预警及侦察的设备系统，加强与美台的情报交流和合作机制，强化技术功能，扩大情报覆盖范围；据说日本近期还在酝酿出台《间谍防止法》和恢复设立军事法庭，为防谍反谍提供法理保障。所以，“中国情报威胁”论可谓提供了假想敌，制造了危机意识和舆论氛围，为日本大力推动“情报建设事业”提供了及时的借口。

　　其次是为了推进“肃反”运动。在日本，对华外交从来就与政治斗争息息相关，对中国温和友好常被一些人当做“软弱和卖国”，并作为打击政敌、整肃反对派的口实。近年来，日本的右翼保守势力动辄将“亲华派”人士和外务省的“中国学派”视为眼中钉，实行口诛笔伐，甚至恐吓威胁。小泉政权为强化政府权威，也打压主张对华友好和重视亚洲的政治势力。

　　因此，围绕此次事件，日本大小右翼媒体的报道几乎都在揭批以下“事实”：外务省负责中国事务的“中国派”，如阿南惟茂、田中均等，为了“日中友好和讨好中国”，先是长期对政府和国民隐瞒事实真相，而在事情败露后又推行软弱外交。由此溯及，已被“曝光”与中国女间谍“有染”的桥本龙太郎、谷垣祯一自不必说，河野洋平和田中真纪子等对华友善的政府官员，也都被恶意指为被中国情报机关收买，背上了“里通外国”的标签。

　　两项外交图谋：

　　摆脱孤立和反施孤立中国战略

　　一是为了摆脱日本自身的外交“孤立”。中日(以及日韩)关系恶化，日本的周边及联合国外交陷入困境，直接源于小泉政权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包括执政联盟中的公明党和各在野党，也包括小泉昔日的铁杆盟友山崎拓和加藤纮一、以及首相接班人选福田康夫和谷垣祯一在内，日本有很大一部分政治势力对“小泉外交”提出了批评。进入新年后，日本最大的新闻媒体《读卖新闻》社社长、保守派论客渡边恒雄、支持小泉自民党政权的财界老大——经团联会长奥田硕，以及资深外交战略家、曾任外务次官和驻美大使(现仍任外务省顾问)的栗山尚一等著名人士，也对小泉“参拜外交”失策提出公开批评。此外，美国从自己的国际战略利益出发，在对中日交恶的现状表示关注的同时，对日本提出了忠告。而作为日本“后院”的东盟各国，对

　　右翼保守势力为缓解内外批评压力、摆脱日本的孤立处境，一面以“苦肉计”悲情控诉中国(以及韩国)在纠缠历史，以博得不明真相之人的同情；一面利用上述事件，采用“找碴儿”、“抹黑”的手法，故意误导舆论，混淆国际视听，以图将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倒扣在中国身上。

　　二是为了反施孤立中国战略。近年，包括在地区合作问题上，日本追随美国，打出“人权、法制、自由、民主主义”旗号，意在以“地区代理人”的姿态配合美国“新布什主义”外交，以西方价值观这种“软实力”为名目，界定国际秩序，构筑抑制和孤立“异端中国”的统一战线。日本企图以这种“以攻代守、围中救日”的招术，既救日本于孤立，又形成对中国的孤立，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历史上，日本就常常利用本国公民在华“受害”事件，来制造事端、推行侵略。而具有外交特权、享受国际法保护的外交官一旦“出事”，就更会被视为重大机会。例如，1901年义和团运动时，日本利用驻北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暗杀事件，一举增兵，派出了占八国联军总人数半数以上的万人大军，率先攻入天津城，竭力充当联军侵华的主力和先锋。在中日关系激荡的1933年，日本借口驻南京总领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失踪一事，胡乱推断，妄造舆论，对国民政府威逼恐吓，直至派军舰到南京进行威胁，扬言要单方面采取重大举措来解决问题。而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2002年，日本在处理“沈阳总领馆闯馆事件”时采取的蛮横无理态度，我们更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但历史已无数次证明，玩弄这种把戏，要么是被无情地揭穿、在难堪中草草收场，要么是引发冲突、酿成害己损人的悲剧。文/吴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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