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贱民”惨遭蹂躏的生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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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17日14:46 世界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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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编译 刘旭东 加拿大《RD》杂志 三千年的古老恶俗
一条既肮脏又泥泞的道路将戈拉玛与她急切要为自己6个月大的女儿迪克西特拉得到的水源分隔开来，而这条路是她不敢随意穿越的。在印度南部这座名叫埃坦古尔的村庄，路的另一边的每座住宅里都有水龙头，一天24小时都有清洁的自来水供应；可是戈拉玛居住的路的这一边，200户住家只有3只水泵，要每3天放水一次。因此戈拉玛必须行走两公里到另一个村庄去取水。在途中，她必须忍受路人的嘲笑，面对被人强奸的威胁以及其他束缚她一生却没有写在纸上的规定。她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和祖先三千年以来就生活在这种非人道的歧视制度之中。 戈拉玛是一个“达利特”——梵语的意思是“绝望的人”。像印度其他两亿“达利特”一样，她被排斥在印度主流社会之外，其身份之卑微使她被视为不可接触的“贱民”，一个肮脏的人。 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当今世界最庞大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的根源要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到1000年。在印度，大约有20%的人一出世就属于“贱民”阶层。他们一生贫穷，遭受着各种虐待。 印度的种姓分为四类：婆罗门(僧侣)、刹帝利(武士)、吠舍(平民和工匠)、首陀罗(奴隶)，其余的则属于绝对不可接触的“贱民”，他们不包括在四个种姓之内，最受鄙视。 戈拉玛所住的村子距离印度引以为荣的高技术工业区班加罗尔仅40公里，然而她的生活却有点像《雾都孤儿》中所描述的那样：她被禁止走在这座奉行印度教的村庄的街上，被禁止进入寺庙，被禁止喝上等种姓成员所饮用的水井里的水或吃和他们相同的食物。“达利特”(这个名称是戈拉玛这类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他们自己取的，以替代“贱民”这一侮辱性称呼)不能上街举行婚礼庆典，也不能上街为死去的亲人送葬；村子里的面粉作坊从不为他们提供服务。像居住在印度其他村庄的“达利特”一样，戈拉玛一家人是上等种姓人家奴役的劳工。他们总是被迫做一些搬运动物死尸或清扫公共厕所之类的脏活。在卡纳塔克邦，“达利特”人家的女孩在七八岁时就被指定为村子里的“村妓”。 对这种古老的制度进行抵制无疑会招来严厉的报复。警方的档案中记录了许多暴力行为。2003年9月的一天，基拉乌腊潘努尔村的一名38岁的妇女因蔑视上等种姓的特权而被一群暴徒强迫吃掺了水的粪便，然后这群暴徒又把一桶粪便倒在一旁观看的孩子身上。 在印度，一个人一出世就归属某一种姓，它是听天由命且永恒不变的。一位名叫露丝·玛诺拉玛的53岁“达利特”妇女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除了人口中占少数地位的基督教徒、佛教徒、穆斯林等没有被纳入种姓制度的家庭的孩子之外，每一个儿童的校卡上都盖有自己种姓的标志。这张卡片用于识别身份、接受教育和工作申请，永远不能改变。一个人生为“达利特”的人，死为“达利特”的鬼。 种姓制度根深蒂固 今年25岁的戈拉玛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早在13岁就结了婚。由于不能背着沉重的水罐又背着孩子去打水，她要等到女儿睡熟之后才能动身。 “上等种姓一直在虐待我们，”戈拉玛说，“我们彷佛根本就不是人类。”一个邻居走过来帮忙照看她的女儿，戈拉玛于是动身冒着炽热的阳光步行去打水。 在行走途中，戈拉玛想起了自己让女儿脱离这个制度的计划。她并不是孤独一人。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达利特”民众已觉悟到，如果要改变自己的境遇，就必须靠自己的奋斗。 1950年，刚刚独立的印度试图通过为“在册种姓”设立特别法律条款，以给予“贱民”一定的社会福利来遏制邪恶的种姓制度。与此同时，政府给“达利特”(基于在册种姓的人口)分配了一定百分比的工作岗位和议会席位。按照印度宪法，歧视贱民的行为是被禁止的，并要受到处罚；有关部门还为“达利特”的孩子接受教育设立了助学基金。虽然一些“达利特”获得了成功，如纳拉亚南在1997年当选总统，撰写宪法的比姆劳·安培德卡尔(律师)成了民族英雄，但是政府解放“贱民”的试验还是失败了——印度10亿人口中的70%居住在乡村，正是在这种地方，古老的种姓制度仍根深蒂固。 上接第24版 由于厌倦了政府方面的一再许诺，且面临着日趋增多的暴力行为，一些妇女开始组织起来。1995年8月11日，“达利特全国妇女同盟”在新德里成立，其领导人是玛诺拉玛。该组织的宗旨是追求教育平等、倡导改革、扩大组织，它要求人们以合法的行为来反对基于种姓制度产生的暴行。 玛诺拉玛出生在马德拉斯(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郊外的一个贫民区附近。母亲在玛诺拉玛出生前就皈依了基督教，这是一种苦和甜兼有的无奈之举。从一方面来说，这意味着母亲能摆脱“贱民”的身份，改变自己的名字。不过改变信仰也意味着她和她的孩子放弃了政府为“达利特”提供的一些福利，尤其是免费教育。“她告诉我们，向歧视‘贱民’的制度战斗的唯一方法就是获得教育权利和学好英语。英语被称为殖民者的语言，但我母亲将它视为自由的语言。”对玛诺拉玛来说，作为一名基督教信徒，这使她感到不再那么卑微。“我是怀着自豪和尊严长大的。” 玛诺拉玛在人面前显得很活跃，她的谈话会吸引很多仰慕者。“尽管政府许诺了一些福利，但在政府和上等种姓之间却存在一种邪恶的、使种姓隔离政策永恒化的联盟，警方也与上等种姓勾结在一起对‘达利特’实施暴力。”上等种姓所享有的特权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有时候任意欺负人成了一种富人的消遣行为，成了一种以地位凌驾于人权之上的标志。因此，玛诺拉玛又开始发起另一个名叫“妇女之声”的组织，它吸收了许多生活在贫民窟和农村的妇女。 迫害依然存在 不久前，一个国际人权组织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披露了印度“达利特”的参政现状。报告指出，性虐待和其它形式的暴力依然是社区中压制不同意见的手段。如果“达利特”想要参选村委员会或市政府的某个按宪法保留给他们的职位，却常常会受到上等种姓的武力威胁来迫使他们撤回自己的候选人，而妇女参选人则可能受到轮奸，甚至整个村子的“达利特”都会受到集体处罚。 尽管1955年的《贱民触犯条款》(在1976年修改并重新命名为《民权保护条款》)和1989年的《暴力防范条款》都已成为法律，但迫害依然存在。《暴力防范条款》中的一段文字是这样陈述的：“以下行为将受到处罚：逼迫某个在册种姓成员喝或吃任何非食用的或使人厌恶的东西；将某人裸体游街；以侮辱和有损妇女端庄的行为袭击妇女。” 很显然，如果消灭了“隔离”这种恶俗，种姓制度也必然寿终正寝了，但是上等种姓并不愿意放弃种姓制度给予他们的特权，因此世俗的不平等始终是“达利特”生活中的一个阴影。印度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人口仅次于中国，位居世界第二。它期望加入G7，一个由7个工业化国家组成的集团。2003年7月，印度甚至要求22个国家停止社会援助。这一举动增加了它加入G7的机遇，但也勿庸置疑地使长期遭受压制的“达利特”感到更为苦楚。 戈拉玛认为近年来的社会压力使她村子里的“达利特”的生活稍有改善。有一段时期，如果他们走路时不小心进入一个上等种姓人的阴影，就可能受到鞭笞；而现在，上等种姓家庭已经愿意将一点食品给予一个“达利特”家庭，当然条件是把食品放在一个该家庭不必触碰的盆子里。不过戈拉玛恐惧的仍是在宗教礼仪下所实施的性蹂躏。例如那种非法的裸体礼仪，即上等种姓的人强迫妇女脱光衣服，将她们裸体游街的事件仍不时发生。此外，被称为Devadasi(神的仆人)的风俗是另一种例子：名义上是将年轻的女子奉献给神，而实际上是为村子里的头人提供各种服务和驱赶所谓的邪气。 一家报纸的专栏评论员曾在安得拉邦的一个偏远的村庄目睹了这种宗教仪式：“一个身穿纱丽的少女坐在象征着神的石雕前，她的父母、亲戚和村民坐在她的四周。这些人面对一个长头发、眼里充满血丝的男子。少女保持着沉默，但浑身一直在发颤。这个男子主持着一系列仪式。然后宰了一头羊，将羊血献给神并把一根丝带绕在少女的脖子上。他宣布这名少女是Devadasi，神已将她娶为新娘。第二天，这名少女实际上成了该村的‘财产’——一名村妓。” 1994年，玛诺拉玛以500个Devadasi女孩的名义向亚洲妇女人权理事会递交一份听证请愿书，谴责这种行为是在宗教名义下的人口贩卖。虽然这种宗教仪式是违法的，但在印度的许多邦仍不断发生。女孩的家庭由于收取了钱财，因此宁愿视它为一种赐福而害怕取消这种愚昧的仪式。同样违法但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另一件是“达利特”新娘在她们新婚的晚上被迫要与村子里上等种姓的头人过夜。 当晨曦在埃坦古尔村露头时，戈拉玛端起一个石制的小盆，在门外的地上画出一个复杂的图案。“我喜欢使事情变得美好一些。”她一边用自己的乳汁给女儿喂奶，一边腼腆地说道。屋子里一阵骚动。两个儿子要去上专为“达利特”开设的学校了，戈拉玛回屋为他们做准备。记者问戈拉玛怎样面对强加在她孩子身上的不公正待遇。“我告诉他们，‘你们同样是人类，神并没有把人类分成上等种姓和下等种姓，是某些人把社会隔离了开来。上学去吧，好好上课，这样你们可以找个好工作。’” 当孩子们离开后，她说话的声音又变得有几分悲观。“日子很艰难，”她说，“我们干活是那么辛苦，收入是那么低，没有钱买好一点的食品。我们需要改变这一切。” 相关专题：世界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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