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伊朗核危局：各方勿轻言战端

　　2006年春季，西方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对峙，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备受争议的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在4月11日宣布，伊朗已经提炼出浓度达3.5%的低浓缩铀；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计划发展的担心陡然加速。

　　同伊朗目前强硬路线相呼应的是，以美国《纽约客》杂志为首的一批西方媒体相继作出“美国计划对伊朗核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的报道，“动武论”一时甚嚣尘上。而国际原子

能机构主席巴拉迪在4月28日做出的对伊朗核计划进行评估的报告，几乎无法对伊朗给予有利的评价。由外交斡旋发展到制裁，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核设施实施空中打击的阴影，都使得伊朗核问题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最迫切、最棘手的问题。

　　伊朗核问题溯源

　　造成伊朗核问题今日今时危局的主要原因远远超越了伊朗自身，而是深深扎根于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其中包括伊朗同西方、伊朗同以色列、伊朗同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之间、美国同欧洲围绕核计划，以及伊朗什叶派神权政权间种种相互交织的利益与冲突。

　　从历史事件上看，以上种种关系的由来又可以追溯到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几乎持续上世纪整个80年代的两伊战争，因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以及巴以冲突而加剧的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分歧，甚至“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势力发展对西方体系的冲击。

　　国际社会之所以为伊朗核计划忧心忡忡，并不在于伊朗作为《核不扩散条约》的签字国是否具有和平发展核能的权利，而是在于伊朗始终无法让国际社会信服其核能开发是完全出于和平目的。国际社会进而担心，伊朗在接受国际核监督之外，还可能另有一套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计划。在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心腹大患之时，一个拥有核武器、并且在西方眼里同恐怖组织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伊朗，对西方而言是完全不可容忍的。这也就解释了美国的底线：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在伊朗的强硬与西方的恫吓背后，伊朗距离美国的底线究竟有多远？根据制造核武器的基本知识，天然条件下出产的铀矿需要加工成所谓的铀浓缩体(俗称“黄色蛋糕”)，然后转变成铀四氟化物(UF4)，后者再进一步转换成为气态的铀六氟化物(UF6)，然后通过离心机将铀六氟化物加工成低浓缩铀(就是目前伊朗宣布已取得的技术突破)，低浓缩铀进一步浓缩成高浓缩铀，后者既可产生民用核能，也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

　　如果伊朗的声明属实，根据有关专家估算，它距离生产出制造一枚原子弹所需要的高浓缩铀还有十三年零七个月。但令国际社会担心的是，伊朗不会满足于其目前拥有的164台离心机机组——伊朗已经声称到今年底修建由3000台离心机组成的机组。据估算，这样规模的机组将可以在271天内造出一枚原子弹所需的高浓缩铀。而伊朗的内坦兹核工厂的装机设计容量是5万台离心机，假设在美国的炸弹降落下来之前建成并全力运行，只需16天就可以造出一枚核弹所需量的高浓缩铀。

　　去年俄罗斯为解决僵局提出的在其领土上建立合作核燃料工厂的提案，主要是避免让伊朗完成浓缩铀的全过程，即将“黄色蛋糕”之后的阶段转移到俄境内进行加工。而伊朗宣称的低浓缩铀的制成，标志着伊朗掌握了浓缩铀的全过程技术。因此，内贾德在4月11日骄傲地宣称，伊朗从此加入核俱乐部的行列。

　　一意孤行

　　今年2月，伊朗核问题被报告给安理会后，国际社会并未放弃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外交框架下解决该问题。但以内贾德为代表、主张发展核计划的强硬势力，至少在目前看来已经成为伊朗外交的主要声音。这种执意独立发展伊朗核工业的心态，主要来自在1980-1988年两伊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伊朗领导人，既对西方核不扩散承诺的质疑，更对核武器禁忌不屑一顾。

　　在两伊战争期间，萨达姆对伊朗军队使用了化学武器，但在当时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和西方都支持伊拉克的情况下，世界舆论对萨达姆的行为指责寥寥。在意识形态以及地缘政治的考虑成为决策核心时，世界默许乃至纵容了萨达姆的行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中东研究高级研究员雷·塔基亚(Ray Takeyh)在今年春季号的《国家利益》杂志中指出，对内贾德这样两伊战争老兵出身的新一代领导人而言，战争教给他们这样的信条：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只能靠自身的发展来保证，寄望国际公约和西方的善意是行不通的。

　　而在伊朗看来，美国对以色列实际拥有核武器的支持，以及最近美印之间关于核合作的条约，都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对“民主国家”和盟友，完全可以罔顾以色列和印度不是《核不扩散条约》签字国的事实，对其发展核工业乃至核武器开绿灯，不惜一再破例；但对伊朗这样身为条约签字国的国家，仅因为其同美国不和，就可以被剥夺利用核能的权利。

　　在西方世界的双重标准下，自主开发核能乃至最终造出核武器成为伊朗维护国家民族尊严和安全的虚实双重保证。在两次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中，美军常规力量所显示出来的压倒优势，以及最近对伊朗核设施使用战术核武器论调的抬头，更使伊朗强硬派领导人确信，只有核威慑才能避免伊朗沦为下一个萨达姆或塔利班。这种看法伴随着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存在的加强，美国全球民主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的威胁，增强了伊朗建立核威慑的迫切性。

　　内贾德认为，核问题仅是美国挑战伊朗神权政权的第一步，即使伊朗按照美国要求停止核计划，美国依然会以伊国内的人权、民主问题为借口步步进逼，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的政权被推翻。美国国务卿赖斯要求的用于“推进伊朗国内民主力量发展”8500万美元拨款，也被认为是美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步骤之一。

　　德黑兰权力架构

　　根据伊朗宪法，国家最高领导人，即精神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Khamenei)是武装力量统帅，同时也控制国家宣传机器和国家司法权。

　　伊朗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是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SNSC)，该委员会目前为拉里贾尼(Ali Larijani)领导，他也是此次核危机中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但哈梅内伊对最高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拥有最终决定权。在4月5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举办的关于伊朗核问题的讨论会上，国立伊朗大学的国家关系教授马哈穆德·沙里奥哈兰(Mahmood Sariolghalam)表示，从哈梅内伊掌权的17年历史来看，他既不希望同西方实现和解，同时也不希望发生同西方的对抗。

　　另一方面，伊朗的国会以及由前总统拉夫桑贾尼(Ali Rafsanjani)领导的权宜委员会(Expediency Council)都有大批持温和立场的改革人士。在伊朗国内经济、失业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伊朗75%人口不足30岁)，解决国内的发展问题更多成为上层的改革人士和广大民众关注的重心。

　　在这种独特的外交、内政决策机制下，伊朗国内民生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国际社会抱有希望：伊朗可以通过内部的角力来取得核问题的解决。这也是为何国际社会选择一面向伊朗提供合作的美好前景，另一面辅以包括制裁在内的压力的软硬两手策略。

　　在伊朗立场日趋强硬的今天，要求挥舞大棒的声音也日益升高。同样在4月5日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研讨会上，布鲁津斯学会中东政策研究室主任肯尼斯·波拉克(Kenneth Pollack)指出，在伊朗经济日益需要境外资本的今天，特别是未来五年伊朗每年需要200亿美元、未来十年需要700亿美元用来更新石油工业的融资计划，对伊朗实行投资制裁会取得相当不错的结果，同时又不会引发类似当年制裁伊拉克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

　　一旦包括外交途径以及投资制裁这样的“软制裁”方式，仍无法使伊朗停止浓缩铀活动的话，那么，更严厉的制裁乃至“外科手术式”的空中打击就会成为一个选项。而这种选项的不利之处，除了具体的军事方面的局限性(比如无法保证一次性消除所有的伊朗核设施，以及尽管核设施本身的消除，但有关核技术的知识却无法根除)，还包括对油价不断创下新高的国际石油市场产生重大冲击，对伊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对巴以冲突的解决种下种种恶果等。

　　勿轻言战端

　　一个核武装的伊朗将打破中近东地区的战略平衡，会影响到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阿拉伯国家对权力的控制，同时可能产生所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输出”，引发类似伊拉克目前的逊尼和什叶教派之争。

　　但西方也有投鼠忌器的一面：战端一开，目前刚刚迎来新总理的伊拉克，可能因为伊朗公开支持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力量，再次将伊拉克动荡不安的国内安全局势送到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此外，西方指责的伊朗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联系，同叙利亚的密切关系，连同伊朗对巴勒斯坦哈马斯政府的支持，都会因此得到加强，从而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反恐事业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此外，在萨达姆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动对科威特的侵略后，整个阿拉伯世界呈现“中东政治美国化”的局面，彼此间的互信程度下降，各国忙于自保。而另一场海湾地区战争的后果，很可能再次强化美国的在该地区本已十分强大的存在，加强阿拉伯国家互相孤立、各自为政的局面，导致阿拉伯世界在所谓的文明冲突中再次败下阵来。

　　因此，阿拉伯世界如果不是反对用军事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至少也不希望造成支持美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印象。对美国而言，如果不能聚合尽可能多的盟友，特别是阿拉伯盟友，发动对伊朗的攻击将令其摆脱霸权形象的努力付之东流。

　　更为严重的是，鉴于美国正在世界推行的“民主化”浪潮，伊拉克战争似乎昭示着，至少在中东地区，战争已成为推进民主的主要手段。而一场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会导致这种印象实质化。这无疑对美国“民主化”的推进不利，使其民主成本呈指数级加大。

　　西方内部的分歧也几乎排除了近期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尽管欧洲三国(法国、德国和英国)在过去三年多的谈判中无功而返，目前站在美国一边要求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但美欧在处理方式上仍有本质区别：对欧洲国家而言，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是他们的原则，并不是一时之计。而美国则不同，主张用外交手段更多是考虑到眼下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不够充分，是一种权益之计。欧洲主张必须在穷尽外交手段之后，才可以另寻它途，美国的布什政府显然没有这种信条与耐心。

　　围绕伊朗核问题的种种错综复杂关系使得该问题的解决分外棘手。但外交斡旋不会因为巴拉迪报告的出台而就此停止。相关各方将会各尽其力，寻求一个尽可能令各方保住面子，同时又不至于导致局面不可收拾的解决方案。安理会成为各方角力的主战场的事实，并不理所当然地意味外交——制裁——战争这一路径的不可逆转。伊朗核问题的反复，也意味着其解决进程的一波三折。世界仍旧需要更多的耐心。本刊记者 黄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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