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继续做梦

　　艺术家继续做梦

　　现在，最关心弗洛伊德的是谁？在美国，据说是宗教界，百老汇和好莱坞

　　★ 本刊记者/文晔

　　作为一种企图探索生命深层意义的“宗教”，弗洛伊德今天阴魂不散。这个游荡的幽灵，就像《白雪公主》里的魔镜，即使裂成碎片，仍在继续发言。

　　碎片与影子

　　弗洛伊德在自传里说他最崇拜的作家是歌德，他爱他浪漫主义的诗和他的浮士德。

　　上世纪30年代，郭沫若赤着脚奔跑在滚烫的沙地上，在癫狂状态创作出他浪漫主义的诗，他的“地球母亲”，而这一意象恰恰是受了弗洛伊德的启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在1918年断言：“艺术家比心理学家更多地讨论和接受了弗洛伊德。”20世纪文学史证实黑塞的判断，劳伦斯、茨威格、海明威、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这些大师虽属不同流派，但在他们的创作中均显现了精神分析的色调。

　　五四时期，弗洛伊德被介绍到了中国，并在30年代的作品里留下了印记：鲁迅的小说《补天》“取法于弗洛伊德的学说，解释了人和文学的缘起”；曹禺的《雷雨》第一次曲折地体现了乱伦和俄狄浦斯情结；施蛰存的《将军底头》颇有节制地使用了具有精神分析学意味的象征物“马”(马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有“性快感”的意思)。

　　不过，在民不聊生的年代，民众的兴趣显然不在精神方面，正像鲁迅嘲讽之语，“弗洛伊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40年代，弗洛伊德热就已冷却。

　　然而到了80年代，在西方被冷落了的弗洛伊德又无限风光地王者归来。这回，与其说他影响了中国文坛，不如说是中国的接受者改造了他。

　　说起弗洛伊德的中国变体，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给记者讲述了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形记。

　　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故事的情节与“杀父恋母”的俄狄浦斯情结相仿，只是照顾中国传统以及读者的接受能力，将儿子变成了侄子。

　　1990年这部小说被张艺谋改编成影片《菊豆》，电影中，俄狄浦斯情结由“男性中心”向“女性中心”的转移，杨天白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而菊豆则凄凉地活下来，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王宁认为，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看似随意，实际则掺进了某种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张艺谋有意或是无意地迎合了西方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

　　当刘恒承认接受弗洛伊德观点，并将其糅合到自己作品的时候，另一些作家则矢口否认。当王安忆的“三恋”系列被众多批评家指责为对弗洛伊德的图解和模仿时，她回应说：“没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也不知道弗洛伊德的理论。”

　　王宁认为，王安忆代表了阵容庞大的作者群，他们或道听途说，或略有所知，仅把对弗洛伊德的误读用来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段。而这个作者群，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代所有知名作家。

　　从鲁迅到王安忆，这些作品即使被误读了，但不可否认的是，作家对内心对非理性的好奇心，两度被弗洛伊德空前激发。

　　“弗洛伊德的理论后来经过拉康、德理达的重新阐释，经过无数艺术家的各自理解，已经破裂成了碎片，你能看到这个影子，也能看到那个影子，但他还是在各个领域映照着我们的文化。”王宁说。

　　它无处不在

　　“弗洛伊德？十年前的事了。”即使写过《弗洛伊德与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的专著，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却已不再看重这项研究——当弗洛伊德成为一种常识，成为文艺界的初级课本，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时，又何须解说？

　　且拿《无极》而言，观众虽然没有理解陈凯歌所说的什么尊严啊自由啊，但是所有人都看出了馒头的重要性。

　　影片结尾，陈凯歌借着无欢的嘴巴抖出包袱：因为倾城早年抢走那个馒头，毁了无欢做好人的机会，所以无极的世界才如此闹哄哄。从“馒头推动说”可以看出，陈也懂得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原理，懂得童年的重要性，懂得压抑的移情和升华，懂得凝缩和象征。

　　如今，要得到这些常识，已不用读弗洛伊德的原著，不用跟晦涩难懂的“拉康”较劲。惊世骇俗的音乐电影《迷墙》演绎了梦和现实的界与非界；加拿大天才导演大卫·柯南伯格的《撞车》在疯狂做爱的背后埋伏了生死本能的竞相逐浪；画作《记忆的永恒》中变形的时钟融化了达利的梦和恐惧；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贯穿着精神分析的意旨。

　　后现代的玩笑

　　如果说“弗洛伊德是进入20世纪文学的绝妙入口”，那么到了“后现代”的21世纪，弗洛伊德作为一种常识还有先锋性可言吗？

　　“馒头事件”依然有趣。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里人们领教了后现代——对深度的拆解、消解，这正是它的典型特征。在《馒头》对《无极》的解构中，陈凯歌埋藏于馒头、黑衣、鲜花盔甲中的目的，被胡戈无情篡改。可以说，对馒头这一动因的嘲讽，无意中显现了后现代主义对弗洛伊德的玩弄。

　　弗洛伊德虽然发现了潜意识，但他骨子里却是个机械论者，他将性和行为如同函数一般地机械对应起来，这样的因果对照，在希区柯克的电影里比比皆是。重温《爱德华大夫》，故事中丝毫不差的对应解释显得乏味而肤浅。

　　这些图解精神分析的作品，都已成明日黄花。如果还有哪个作家写出《雷雨》般典型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故事，只会落得像《无极》一般受嘲弄。不过，如果他们的作品里没有无意识，也一样失败。

　　今天，探讨弗洛伊德对作家的影响，不妨引用霍夫曼在1957年评价弗洛伊德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时所说的话，“影响，与其说是显然可见的，不如说是隐含不显的。”

　　陈凯歌的忏悔

　　抛开文艺界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解读，回到原点，回到弗洛伊德的论著《俄狄浦斯王与哈姆雷特》《作家与白日梦》《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解释说：“精神分析所能做的工作，就是找寻艺术家个人生活的印象、他的机遇、经验及其与他们的著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导出该作者在创作时的所有思想和动机；换句话说，找出他们与全人类共有的那一部分心理。”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里，文学是被压抑的本能的升华。

　　人们对压抑本能的还原和领悟，使观赏，成了一场心理游戏。

　　电影《无穷动》里四个女人啃鸡爪的姿态，方枪枪小朋友被李老师擦屁股的情节，或者仅仅是一只黑鹰飞过，象征无处不在，要求你若有所悟。

　　此时，作为常识的弗洛伊德如同幽灵，左右着我们对文化的解读。

　　以《荆轲刺秦王》来说——这或许又是一次误读，但如同心理侦破般充满刺激——在美国发行的DVD版的导演解说上，陈凯歌为自己在文革时对父亲陈怀恺的公开背叛做出忏悔。这使他在这部影片中亲自出演吕不韦的决定变得意味深长。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出演这一角色的部分原因是要向我的父亲致敬……你们将会看到，相国(吕不韦)和秦王(嬴政)之间的关系和我父亲与我当时的情况几乎是一致的。”

　　这里，“相国和秦王之间”发生的是一个典型的“弑父”故事：吕不韦作为嬴政的生父，最终在嬴政的逼迫下自尽——翻过《史纪·吕不韦列传》的人都知道，这绝非《荆轲刺秦王》面向“西方观众”的杜撰。

　　显然，陈凯歌是将自己的经历投射到了这桩历史公案的阐释上。他提到，在片场里准备角色时长逾三十分钟的静默伫立，“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理解父亲。 我感到他正陪我在一起，就像以前一样……不知不觉，泪水就已经在我的眼睛里……”

　　电影中，秦王对吕不韦说：“相国，只要你告诉天下人，我不是你的儿子。”此情此景中，观众感受着秦王弑父的萧杀，也体味着陈凯歌的伤痛，更联想到属于哈姆雷特或者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

　　此时，还有谁会计较俄狄浦斯情结的真伪？还有谁关注弗洛伊德理论的科学反证？是他，丰富着我们对人性的解读，即使被忽悠了，那又怎样？★

　　释梦之外，“泛性论”——即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从“性”中得到解释——是关于弗洛伊德又一个影响广泛又争议激烈的话题，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弗洛伊德在中国之所以那么热，是因为处于思想解放初期的几亿中国青年一起对他“意淫”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