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未能解析的梦

　　仍未能解析的梦

　　尽管在一些人眼里，弗洛伊德自己一生都是在说梦话，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聆听他的梦话。

　　★ 本刊记者/曹红蓓

　　1895年夏，在维也纳森林天空大街旁的观景宫里，弗洛伊德完成了《伊尔玛注射的梦》。在后来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写到：“你相信吗？有朝一日，这间房子旁的一块大理石板上会写着：希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于1895年7月24日在这里揭开了梦的秘密！”

　　又花费了五年时间后，弗洛伊德完成并出版了《梦的解析》。

　　2000年美国特纳出版公司做《20世纪人类全纪录》时，把1900年《梦的解析》的出版作为20世纪人类大事记的开端。

　　第一个把梦引入科学的人

　　弗洛伊德之前，梦先是在神秘幽暗的灵魂世界徘徊了数千年，继而又在1900年之前的科学史中被当成单纯无意义的肉体反应——在灵魂和肉体之间、传说和现实之间，梦的位置飘忽错乱。

　　1895年，在治疗精神症患者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发现了潜意识与患者梦境的极大关联。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他分析了1000多个病人的梦，并通过记录和追忆自己的梦而进行自我分析，从而提出了关于梦的理论。

　　“所有的梦都是有意义的。梦是通向无意识的康庄大道，是窥探人格最深处的线索。”弗洛伊德如此认为。

　　梦的本质是欲望的满足，是对清醒时被压抑到潜意识中的欲望的一种委婉表达。如著名的杀死小白狗梦例：一个女士梦见杀死一只小白狗，弗的分析结果为，在现实中，这个女士对一个皮肤很白的同性非常不满，于是在梦中，她把这个憎恨的对象化身为小白狗杀掉。

　　弗洛伊德是第一个把梦的意义带入科学视野并对其进行严肃考察的人，他把释梦看作是“了解潜意识的捷径”，同时也是“精神分析学最坚实的基础”。他声称：“如果有人问我怎么样才能成为精神分析学家，我会这样回答：去研究你自己的梦。”

　　在自然科学中有这样的原则：只有两人以上同时观察到的现象才可信，并且这一现象必须可以在相同的条件下被重复，才有意义。如果按这个原则——至少是目前——梦是不可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的，因为严格说来梦既不能由两个人同时看到，又不能重复。

　　而弗洛伊德的研究资料主要来自于做梦人的回忆、讲述，以及大量的自由联想式的谈话，主观臆测成分大，难以量化，难以分门别类进行评价。正因为此，在弗洛伊德之后,仍有很多科学家把梦看作低级和无意义的东西，认为它们的来源不是精神过程，而是一些干扰睡眠的肉体过程。

　　中国林业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朱建军，被同行称为“中国释梦第一人”。从1986年读心理学研究生时，朱就开始释梦，弗洛伊德是他最初的领路人。

　　“那时候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记梦，然后用弗的理论进行分析。”朱对本刊说。虽然在接触弗洛伊德理论一年后朱建军就转向了其他梦的理论，但他仍认为,精神分析强调的通过内省而获得资料的方法，是一种特别重要的训练。

　　“扎在《梦的解析》中的每一分钟都不是白费的，可以说那时睡觉学到的东西比醒时还多。”

　　朱建军说，心理学本来就有两个方向的研究传统：一是客观的，一是相对主观的。现今一些心理学者总是想模仿物理学，认为在研究方法上越接近自然科学越好，这种倾向可称为心理学界的“牛顿羡慕”，对此他持反对态度。

　　“脑生化科学的发展虽然为梦的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神经系统只是梦的载体而与梦本身关系不大，这正如一本书的内容和油墨的特征没关系。”朱认为心理学恰恰应该直接建立在内省现象学的基础上。

　　无论对弗洛伊德有怎样的质疑，在梦的研究方面，弗洛伊德确实成为一个起点。一代一代的科学家从弗洛伊德出发，为证实他或否定他提出新的依据。

　　事实证明，在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里，梦的研究沿着客观和主观两条道路都得到了发展，并在某些点上达到了默契。

　　来自科学的挑战

　　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俄罗斯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是第一个用实证方法对梦进行研究的科学家。

　　20世纪20年代，巴甫洛夫用狗做条件反射试验时得出结论，认为梦的本质是“大脑神经细胞的无规律活动”——巴甫洛夫将那些无规律活动的神经细胞称为“警戒点”，它们负责在脑神经普遍抑制的状态中保持清醒，以备随时醒来。

　　在这种观点中,梦没有意义，它只是大脑的噪声。

　　巴甫洛夫梦理论问世后就屹立在弗洛伊德的对面。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的科学界曾把巴氏观点奉为惟一正统。

　　到了20世纪30年代，脑电的发现及其在心理学领域的应用，给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有力武器。30年代到50年代，人们借助脑电观察到，脑内负责清醒/睡眠切换的，并非巴甫洛夫所说的“警戒点”，而是位于脑干的一个网状系统——这一发现表明：睡眠不是觉醒状态的终结，而是中枢神经系统中另一种形式的活动。

　　换言之，做梦是人的另一个脑在思考问题。由此，对梦的意义的考察便重新具有了实证价值。

　　195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发现了人睡眠时的快速眼动现象，而当快速眼动发生时，人就是在做梦。由睡眠过程的脑电图可推断，一个人每夜一般会做4～6个梦，累计用时1～2小时。快速眼动的发现使人们终于可以切实地抓住梦的踪影了，但这离揭示梦的意义还差得远。实证研究显示出的结果，始终与弗洛伊德理论若即若离。

　　沈政，北京大学视觉与听觉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员，曾在电视讲座中宣称亲身参与过这样的试验：当受试者在睡眠中出现快速眼动现象时，用喷雾器将清水喷在他的头上，然后将他推醒问他梦见什么。受试者回答：“哎呀！这雨下得好大！”也有人说，不是下雨而是“在大海里游泳，我怎么游也游不动，很着急”。总之梦的内容离不开水。还有，实验者把受试者的小腿托起来折两下，再放平，之后将其推醒问他做了什么梦，这时候受试者主诉的梦几乎都和运动相关，要么是梦到有人追赶，要么是掉进深渊。

　　很自然地，这类由身体刺激造出的梦会被人用来否定弗洛伊德的观点——弗认为，梦是欲望的满足。

　　而辩解者则言称，弗洛伊德一直是承认外界刺激的，他指出梦的材料来自三方面：身体状态、日间印象和儿童期的经历。外界刺激固然能造出特定的梦，但这只能说明身体刺激是组成特定梦境的材料之一，而无法全面否定梦是欲望的满足。

　　60年代，脑电放大仪和计算机科学的介入，使包括梦在内的人类睡眠行为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周仁来教授介绍了一些认知过程与睡眠关系的发现：人在睡眠时可能也经历着学习的过程，即把白天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存储、组织和加工，梦在其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实验表明，把正在做梦的受试者连续唤醒，受试者的记忆力会出现快速衰退，几天后会精神紊乱，负面影响甚至比把人从不做梦的深睡状态唤醒更严重。

　　作为坚持实证方法的认知学派学者，周仁来的工作恰恰就是要给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提供实证支持。周将希望寄托于功能性磁共振和神经成像技术的发展。“这是一个解码问题。即便梦的内容收集只能靠主观报告，只要有大规模的系统整理和记录，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也不是不可能。”

　　周认为，在未来，通过某种解码技术，将梦的内容最终像放电影一样呈现出来，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几乎是必须的。

　　原始人的来信

　　精神分析学派是对梦最为重视的心理学流派。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学派，也在对弗洛伊德进行否定的过程中不断前行。

　　在朱建军看来，和弗洛伊德相比，荣格、弗洛姆等后世精神分析大师更深地发掘了梦的奥秘。

　　荣格释过数以万计的梦，他不认为梦仅仅是为了满足愿望，也不认为梦进行了什么伪装，梦展示出做梦者自己内心被忽视被压抑的一面，因此梦的本质不是愿望的满足，而是启示。

　　“曾经是弗洛伊德学生的荣格，确实是站在了弗洛伊德的肩膀上。”朱建军说。

　　荣格提出了“集体潜意识”说。他指出，在人们的梦里，有时会出现极为相近的情节，孩子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会做出有极为深刻的哲理和象征意义的梦。这是因为人类经历过的一切都在每一个人的心理结构中留下了痕迹——这就是集体潜意识。不同人的集体潜意识中的内容是几乎相同的，因为人们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心灵史。

　　荣格关注到个人心灵蕴藏着的人类集体潜意识，而弗洛姆则指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一样也有潜意识——社会潜意识。社会潜意识会在梦中出现，或在其他象征性的活动——比如畅销书主题或有巨大影响的电影等——中表现出来，成为流行的风尚。

　　朱建军研究了近十几年来中国人梦的特点：“前一段常见‘赶不上火车’，近来‘考试’一类的梦增多。这些梦固然有多种可能的象征意义。不过常见的是：害怕‘赶不上机会’和‘面临考验’。”

　　虽然不同的主观派研究者将梦的文化意义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推展，但是各家明确坚持的一点是，梦所用的语言是象征，而这种原始的表述方式几乎是解梦的惟一通路。

　　“在我们现代人熟悉的逻辑思维之外，还有一种更古老的思想方式，这种方式在诗歌、梦、气功、宗教、精神病的妄想中可以看到集中的表现，这就是象征思维的能力。有人认为，在人类进化的这个岔路上，走向逻辑思维也许不一定是最有利的选择。”朱建军对本刊说，正是基于此，他把梦形象地称为“原始人来信”。

　　关于梦的共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梦的研究，在实证和主观两条梦路上，貌似渐行渐远。虽然如此，今天来看，它们还是在态度上取得了一些共识。

　　首先，解梦在心理学的临床治疗方面的作用基本得到了公认。心理学者和心理医生普遍相信的一点是，人们虽然不愿意对别人坦白内心，却不在意给别人讲一个自己的梦。对心理医生来说，一个梦所讲述的，也许比几次咨询中所了解到的还要多。

　　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督导周振基告诉本刊，目前大部分临床的心理医生会用三种以上的心理学方法对病人进行整合治疗。就他本人来说，他通常是用精神分析法找出病因，然后用认知学派和行为学派的方法进行治疗。

　　“在很多时候，找出病因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治疗的作用。”周说。多年来他在每一个案例的咨询中，都会留心搜集患者的梦。

　　关于梦，实证派和主观派的另一点共识是，梦已降为一般的科研目标。

　　“在心理学的浩瀚领域里，科学家们把潜意识看作是与感觉、知觉、注意、思维、语言等并列的心理活动，虽然是非决定性的因素。”周仁来对本刊这样说，在弗洛伊德提出梦的理论100多年后的今天，梦也许终于找到了它应处的位置。★

　　“当时，我们虽然已经成年，但可以说都是一群没有经过启蒙的男孩女孩，突然间遇到了一种解放，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热情释放出来，我想，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外国思潮给我们如此的爆炸性冲击了。”

　　遭遇饥渴年代

　　1981年的一天，吉林大学历史系学生雷颐听同学说，学校图书馆新到了法国哲学家萨特的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他当即决定，马上把书借到手，下节课不上了，坐在图书馆抄书。之所以决定要旷课，是因为，他后面立刻又排了一圈同学，都在等着看这书。

　　那年头，萨特的书要比今天周杰伦演唱会的票更抢手。

　　所有的这些外国新潮思想的书，都打着“内部发行”的名义，在大学生中流传。因为书太少，雷颐回忆说，他有时一抄就是半本。

　　文革后：“内部资料”

　　几乎是在同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朱正琳，也已经听说了弗洛伊德。他的老师张世英，早年间在西南联大时专攻黑格尔，对弗洛伊德并不陌生。很快，“恋母情结”“潜意识”等等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名词，成为朱正琳和同学们挂在嘴边上的常用语。但是，朱正琳也是苦于找不到弗洛伊德的原著。

　　“上世纪80年代的‘西学热’，就是从萨特和弗洛伊德开始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说。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正处在一个刚刚从文革浩劫中摆脱，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一个从封闭开始走向开放的时代。今天已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雷颐，这样评价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对来自域外的思想著作的狂热需求：“当时人们要对导致产生文革的体制进行批判，追求思想解放。思想解放需要寻找一种思想的资源。而那一代年轻人，严格来说，又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们的学养是不够的。所以当时是以一种如饥似渴的状态去读书。也可以说，那时看到什么就抓来什么，抓来的东西或许就是杂乱的。这时候就发现，书店里开始出现了一些‘内部资料’，常常是在书店的里间卖，那些都是从东欧和苏联传进来的一些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对僵化的制度进行批判的‘异端’思想著作，比如南斯拉夫的卡德尔、波兰的沙夫的书。”

　　接着，就有了萨特和弗洛伊德的“内部资料”。朱正琳记得，他们圈子里一位朋友赵越胜，过生日的时候，一位法国朋友给他带来的一份厚礼让他惊喜万分——那是一套台湾出版的弗洛伊德著作的中译本。这套中译本很快就在朱正琳的朋友圈子里流传开来。

　　实际上，在1984年前，中国大陆境内还没有弗洛伊德的正式译著出版，饥不择食的人们，看的多是台湾出的中译本的影印本。

　　80年代：“文化丛书”

　　提到80年代的思想解放，就必然要提到“走向未来丛书”。在当时的“西学热”潮流中，这套丛书普及最广，影响最大。从1983年这套书开始出版，到1988年，有人统计过，共计出版70余种，而它的计划是出一百种。当时有点文化的小知识分子，家里无不有几本“走向未来丛书”。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副研究员王焱，作为当年“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之一，向记者叙述了这套书的缘起：

　　1980年到1981年初，当时在北京当一个普通编辑的金观涛，在《云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他的论文，开始了用“三论”(即系统认、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的先声。同时，社科院的另两位知识分子林春和李银河，在北京搞了一个“青年文稿”，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对她们非常支持，这个“青年文稿”得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共出了两本，其中一本叫“历史的沉思”，在那里，也将金观涛的论文登出。在中国的思想界，可以说，这些东西都是最早出现的拨乱反正的声音。也就是说，最早的对僵化教条的批判，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的。

　　后来，金观涛又写出了关于中国“超稳定结构”的论文，金的妻子刘青峰还将她和金之间的通信，出了一本《公开的情书》，在年轻人里影响非常大。而当时的“三论”的影响之广，连刘再复研究文学批评时都用了这些理论，搞出“性格组合论”等等，风靡一时。

　　刘青峰的父亲，在中共内是一个部长级干部，而刘的哥哥刘茂才，当时在四川当省委宣传部长。于是，刘青峰与金观涛，就挂靠在团中央青少年研究所，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始出书，这套书，便是“走向未来丛书”。

　　这套丛书，都是小开本，字数只有10来万。全是对西方最新的思潮的介绍，基本上都是编译或是少数作者原创。

　　最先出的一批，包括金观涛与刘青峰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及《激动人心的年代》《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GEG——一条永恒的金带》等共12种，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不到三个月就第二次印刷，印数从数万跃至二十几万。

　　“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在今天看来比较“杂”，有的人，比如王歧山，现在成为了北京市长，有的仍留在学界成为著名学者，如丁学良、刘东，有的人，后来进了决策层的“智囊”班子，在政治风波中沉浮。

　　王焱还记得当年编这套书时的火热情景：“大伙总在开会。会上有人就说，谁谁那里有本书稿，大家一讨论，这可以出啊……”《走向未来丛书》中有一本后来影响相当大，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介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著。那本书是经由王焱的手出来的。

　　王焱笑道：1982年的时候，中国的一个代表团去国外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个会的主题就是韦伯思想，可是去开会的中国人却没人知道他。韦伯的书在国内没有人出。后来，王焱与朋友们组织了一个“韦伯研究小组”，小组中的两个人，就翻译了这本名著。这本书在1986年出版，印数也有38000册。

　　也在1986年，他们还出了一本《弗洛伊德著作选》，对弗洛伊德的学术作了一个综合的推荐，称弗洛伊德为“精神分析的奠基者”。

　　除了“走向未来丛书”，在当时影响比较大的，还有两套丛书：一是由甘阳、刘小枫、苏国勋等主编，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这个系列又分为两套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前一套文库，以翻译原著为主，后一套文库，则是对大师们及其著作的解释性文字。

　　另外一套影响比较大的丛书，是李盛平等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

　　实际上，在80年代影响中国文化界的，除了以上三种丛书的编委会，还有一股力量，就是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旗帜的“中国文化书院”。

　　九十年代：弗洛伊德热的句号

　　1984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高觉敷翻译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这是在文革后中国大陆最早正式出版的弗洛伊德译著。实际上，作为中国的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早在1930年已经将这本书翻成了中文，此次是将他的旧译著重新出版。

　　而弗洛伊德的另一本名著《梦的解析》，最早的译本应是辽宁人民出版社在1987年3月出版的，当时的书名译成《梦的释义》，译者张燕云，第一版的印数就是12万5千册。

　　张燕云后来去了美国。据一位认识他的心理学界人士说，张燕云在翻译此书时，还是心理学专业的圈外人，是在翻译了这书之后，对心理学发生兴趣，到美国去学心理学的。所以，可以想见，这本书难免会有诸多纰漏，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弗洛伊德是何等饥渴，何等急不可待。

　　弗洛伊德在当时如此炙手可热，但是在今天朱正琳回忆起来，“能够真正读完他的书的人很少”。“书有书的命运，”朱正琳说，“《梦的解析》在1899年出版，首印仅仅600本。几年后，弗洛伊德突然火了起来，出版商为了推他的书，就把他的书首印年份往后推迟一年，说成1900年，为的是说那是在新纪元出的。其实，弗洛伊德的书在出版十余年后，就已经被介绍进了中国，当时鲁迅等人受弗氏影响都很大。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就写过一系列文章来介绍弗洛伊德。后来它在中国销声匿迹。没想到，过了半个世纪，他的书又在中国成名。”

　　或许，一位在80年代初走进大学校园的学子的回忆，可以为这种“弗氏狂热”画一个注脚：“当时我们虽然已经成年，但可以说，都是一群没有经过启蒙的男孩女孩。记得当时我们是为了买一本人体的生理图册，搅尽脑汁，派一个人好像是不在意似地放下钱，拿起书就走，回到宿舍我们一拥而上抢着看……青春期教育的阙如，封闭年代的压抑，突然间遇到了一种解放，将这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热情释放出来，当时对于外来的东西，真是照单全收啊。我想，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外国思潮给我们如此的爆炸性冲击了”。

　　直到1996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著名心理学家孙名之翻译的《释梦》，可以说，这是一本在学界被公认“站得住”的弗氏名著译作，为这一轮十余年的弗洛伊德出版热画了一个句号。★

　　(本刊记者/黄艾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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