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天才的胡说八道？

　　一个天才的胡说八道？

　　正值150岁冥诞的弗洛伊德似乎又将在新一轮“争吵”当中进入“梦醒时分”——参与这场“争吵”的不乏当今世界神经科学领域的顶尖人物。

　　★ 本刊记者/安然

　　“弗洛伊德50%是正确的，100%是错误的，”2006年4月6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召开的“通向意识的科学”双年会上，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睡眠研究专家艾伦·霍布森对弗洛伊德有关梦的理论如此评价。

　　“说他正确，是因为他对梦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并试图建立起自己的精神科学理论；说他错误，是因为通过现代神经生物学的方法对梦进行研究，发现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完全不足为信。”

　　霍布森的发言当场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其中包括英国圣·巴塞洛缪学院及伦敦皇家医学院教授马克·索姆斯。

　　索姆斯和霍布森面对面的辩论，被看作是双方那场著名的笔战的“现场版”——2004年5月，索姆斯在颇有影响力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弗洛伊德归来》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详尽阐述了现代神经科学为弗洛伊德理论找到的诸多新的证据。而霍布森则在另一篇题为《弗洛伊德归来？并非好梦一场》的文章中，对索姆斯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挑战。

　　微观上的真理

　　实际上，弗洛伊德的起点距离纯粹科学并不遥远——在成为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以前，他早年在实验室里对大脑神经细胞进行过许多研究，并且热衷于将“大脑的科学”和“思维的科学”结合起来。

　　但是，弗洛伊德最终还是觉得，当时的神经科学手段很难对病人的治疗有所建树——在他所处的年代，有关大脑的知识和技术很有限，当时的条件让他无法做到这一点。他转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对人的动机、情感和精神症状的研究和理解之中。

　　“弗洛伊德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不是严密的科学实验，而仅仅是对病人的临床观察，同时还掺杂着理论上的推断。”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车文博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从宏观上看不是科学的真理，但从微观上看确实有具体的真理性。如果有人非要说他是胡说八道，我看那也是‘天才的胡说八道’。”

　　比车文博更老一代的心理学家高觉敷，是最早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高先生的最后一个博士生是在他97岁去世的那一年毕业的，他的这位“关门弟子”就是目前担任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所所长的叶浩生。

　　“弗洛伊德的许多理论都来自于对生活经验的推测，有些甚至是他自己心理的一种投射。比如‘恋母情结’的概念，就是他从自己类似的心理体验中推导出来的”。叶浩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小说的因素。

　　在上世纪30年代以前，精神分析一直是主要的临床治疗模式，而现在的临床心理治疗，已经很少再用纯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了。

　　车文博分析说，正统、经典的精神分析治疗耗费时间长，常常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而且，治疗费用昂贵，一些西方国家的保险公司更是急于否定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主张用简单、廉价的药物治疗来代替这种“宣泄疗法”。这些因素是精神分析治疗走向式微的原因之一。

　　而另一方面，自上世纪50年代之后，神经科学对人类思维和大脑的研究日趋成熟，药物治疗不断取得进展，精神疾病的生物研究取向逐渐超越了精神分析。这些因素实际上是弗洛伊德的理论趋向衰弱的更为重要的原因。

　　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几乎变成了老古董——在心理学的新时代，人们不再相信精神疾病是由幼儿时期不愉快的经历所造成的，而是按照精神药物学的理论，着重研究大脑内化学物质的不平衡。

　　1993年11月出版的一期《时代》周刊在封面报道中宣称，“弗洛伊德已经死去”。那时候，一些精神药物学家、行为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纷纷表示，精神分析是过时和错误的理论。

　　弗洛伊德并没有死去

　　就在弗洛伊德诞辰150周年前夕，今年3月27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以《弗洛伊德没有死去》为题做了一次封面报道，单从标题上看，它像是在和10多年前的那期《时代》周刊论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埃里克·坎德尔在接受该刊采访时表示，精神分析学说存在的问题是深层次的，但这些问题不是弗洛伊德带来的，而是由于后代的学者没有把它塑造成一门严格的、有生物学基础的科学。

　　坎德尔早年热衷于精神分析治疗，后来投入到对学习和记忆的神经科学研究中，并因此获得了2000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认知神经科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今后随着它的发展，有可能会证明弗洛伊德的某些理论是不科学的。但是，现代神经科学实际上已经验证了弗洛伊德的一些基本理论，”叶浩生举例说，“无意识是弗洛伊德学说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这一理论认为，决定我们日常思维、感觉和意志的心智过程，大多发生在无意识状态。而目前的神经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人类的确存在着无意识的精神活动。

　　例如，某些人由于脑外伤或者其他的原因，导致形成记忆的脑区受到损伤，出现健忘症。患者虽然记不起受损后的事件，但他的行为却明显受到“已经忘却”的事件的影响。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朱滢是研究记忆与认知的专家，他对记者解释说，比如，医生手里握着图钉跟健忘症的病人握手，病人由于记忆力丧失，他并不能记得这件事，但是此后每见到医生，病人就会出现躲避行为。这一现象中的关键问题在于——病人并不能说出他为什么要躲避。

　　当前，现代认知神经科学借助磁共振等技术手段，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大量的精神活动是受无意识驱动的。

　　弗洛伊德对于梦的解释最近也得到脑成像技术的支持。美国国立卫生院的研究员艾伦·布劳恩使用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观察睡梦中的人，他发现大脑中主管情绪、性欲、攻击本能等精神活动的部位(这个部位叫做“边缘系统”)在梦中高度活跃；而主管延迟满足感、克制冲动等方面的大脑额叶皮层的活性在梦中减低。这一现象说明，我们平常抑制或者不自知的愿望和冲动，很可能在梦中得以满足。

　　上述发现可能改变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解释梦的主流观点——梦是与快速眼动期睡眠密切相关的，并由大脑中与情绪和动机无关的化学物质所驱动的。至此，神经科学对梦的解释似乎又回到弗洛伊德理论的框架当中。

　　压抑，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我们会主动把那些不愉快的信息排除在意识之外。比如幼小时候受到的创伤，长大后会忘记。如果这样的调整不能很好地实现，就会造成精神疾病。“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弗洛伊德从丰富的实践经验中推测出来的。”朱滢说，“现在，压抑的机制，及其在大脑中的通路已经通过脑成像等方法找出来了。神经科学的实验证明，弗洛伊德的推测是正确的，也是深奥的。”

　　心理学的十字路口

　　“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神经科学家，得出了与埃里克·坎德尔同样的结论：精神分析仍然是最贴切和最令人满意的心智理论。”索姆斯在其文章中写道。

　　实际上，坎德尔一直主张，把现代神经科学和传统的心理学相结合，创建心理治疗学的“新的知识框架”。他说，“我们需要像证明药物的治疗作用那样，对心理治疗的方法进行生物学效应的评价。我想，这是心理治疗未来15年的主旋律。”弗洛伊德也一直表示：未来有一天，我们需要把精神分析和精神生物学结合在一起。

　　索姆斯相信，在新的知识框架内，弗洛伊德对人类精神活动的大格局的把握，一定会扮演类似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分子遗传学领域中的角色。

　　弗洛伊德又回来了，而且不仅在理论上——世界上许多跨学科的研究团队试图整合互相独立而且经常敌对的神经科学和精神分析学说。这些组织还聚集在一起，成立了“国际神经-精神分析学会”，负责组织每年的年会，并出版了自己的学术刊物——《神经-精神分析》。该杂志的编委和顾问尽是当代行为神经科学界的名人，弗洛伊德理论再度受到青睐，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并不是所有专家都乐观其成。索姆斯辩论的对手霍布森就表示，精神分析陷入了困境，而且无论用多少神经生物学的方法来修修补补，都无法拯救它，这一理论需要彻底修正。

　　“神经科学的未来是美好的。但它所面临的危险是：我们仅仅处在山脚下，而人们却以为已经登上了山峰。这是一座大山，也许我们还需要花费一个世纪的时间来攀登它。”早年是弗洛伊德的信徒，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埃里克·坎德尔不久前谈到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说时这样感慨。★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