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后现代”(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05日15:27 新民周刊 | |||||||||
  教堂永远是欧洲村庄的坐标 “向农村进发！”——这是后工业时代欧洲城市人吹响的冲锋号角。 撰稿／陈统奎 吴英燕 文艺复兴时期，一位舞台艺术家为当时的舞台剧创造了三种类型的舞台布景，“悲剧场景”、“喜剧场景”和“田园场景”。“悲剧场景”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生活的地方，由
“欧洲的老城市具有悲剧性的形体特征，而村庄具有喜剧性的形体特征。我见到的欧洲村庄几乎没有一个是20世纪的产物。”这是叶齐茂的一个观感。 走访法国村落，叶齐茂仿佛走进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法兰西民族的千年市民社会的建筑艺术遗风融合到了现代生活中，那里保留着传统市民社会的要素，使用着传统的建筑语言，恰似一座建筑尺度上缩小了的传统城市，却又有绿色的田野和牧场把它环抱其中。令叶齐茂惊叹的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村落的风骨依存，正如前文所述，它是绿色的，历史的。 其实，400多年工业革命不断变迁的现代化进程对欧洲村庄有着巨大的冲击。那么，在不可避免的冲击面前，欧洲人是如何掌控“农村建设”方向盘的呢？ 喜剧场景 在中国村庄，人们常常看到各式各样的牌楼、岗楼、大型广告牌，以及笔直的进村大道，然而却很少见到交通标志。而在欧洲村庄，第一个映入眼帘总是村口的村名牌、路标、交通标志和迫使汽车减速的路坎等等，而没有非功能性的装饰物，尤其是不可能出现拱形门楼或雕塑之类的象征性建筑物。 “他们没有模仿‘凯旋门’、‘白金汉宫’前大道的形式建设他们的村口。”叶齐茂注意到，欧洲村庄入口与城市的宫廷区域的入口有明显的区别，“平民化或功能化的村口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村庄的‘喜剧场景’。” “喜剧场景”是叶齐茂调查的欧洲百村的“专利”。 那里的村庄道路，多是水泥的或沥青的，宽窄因村而异，但没有超过两车道的；沿着主要道路分出支路，支路多少就因宅基地大小和地势而异了，沿着道路有树木、路灯、消防栓、路标、供电线路和通讯线路；到了支路，道路一般就变窄为一车道了，地面铺装也不尽相同，水泥的、沥青的、碎石的、沙混的；在支路和主路交叉的地方，同样出现了路标、交通标志，还有让叶齐茂感到新鲜的“邻里关照”的标志。人行道旁形态各异却又不会超过1.6米高度的篱笆或开放的草坪，既把私人地产与公共地产划分开来，又留下了邻里间相互关照的可能。 那里的住宅一层居多，也有两层的，但很少见到三层以上的，大都使用共同的地方建筑语言。近年来为年轻人盖的连体式成排别墅式住宅偶有所见，但叶齐茂的欧洲百村调查结果发现，独门别户的村舍式住宅占了90%，而新型的连体式成排别墅式住宅不到5%。庭院之间用篱笆或低矮的灌木隔开，不用扯着嗓门就能站在自家院子里与邻居唠家常。 村庄的中心有咖啡馆、小商店、邮筒、村里的通告栏、街头花园和椅子；僻静之处就是那座教堂，还有小学校、篮球场之类的设施。而村口外，就是广袤的田野、牧场和山川。 村庄里的步行道，是村庄道路系统中唯一不为汽车交通服务的道路，它直接与村庄周围的田野和山川相联系，主要承担村庄居民的休闲功能；近年来，欧洲流行“步行健身”，它成了城市居民乡村旅游的重要部分。这些道路一般没有铺装，只是做一些简单的清理罢了，宽窄仅够一人通行，地方政府在路口处标志了“公共路径”。 “这就是我见到的最普遍的欧洲村庄的特点。”叶齐茂对《新民周刊》说，村口、道路、住宅、公共场所背后的结构、语言和标点，无不产生出一种“喜剧性”的形体特征。 令叶齐茂感到奇怪的是，近年来中国的乡村出现了许多中国建筑师称之为“欧式”住宅，但是在调查中他并没有看到那些“欧式”建筑。原来，这些所谓的“欧式”不是来自欧洲，更不是来自现实的欧洲农村，而是来自建筑师的想象，它们只是一种没有国界、没有民族特征、没有时间和失去集体记忆的建筑物。 “当我们的村庄都变成‘欧式’的，我们的民族也就变成了一个‘失忆’的民族。”叶齐茂忧心忡忡地说。 叶齐茂认为，与城市住宅特别是那些皇家宫廷精英建筑群不同，世俗的乡村住宅院落所具有的多样性是偶然的产物，而非有意识的艺术或者特殊的政治活动的结果。每个乡村家庭都可以在他们的住宅院落里表达他们的意识，即每一个住宅院落都是主人的意识的表达，反映主人的自我、野心、对美的追求、或合理的竞争。然而，他们所要表达的意识并没有跳出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这些有形的建筑语言其实就是无形的文化环境的体现。 从村庄的空间布局和结构上看，叶齐茂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调查期间，叶齐茂也到过这10个国家许多重要城市的历史文化核心区他发现，那里除了在属性上、尺度上和复杂程度上的不同于村庄外，它们在总体结构和每个独立部分上都与村庄十分相似，“那些历史文化核心区只不过是放大了的村庄。” 究竟是村庄复制了城市，还是城市复制了村庄？“从城市发展史上讲，那些古老的城市都是从最早的村庄单元成长起来的，不过由王宫贵族赋予了‘悲剧性’，而那些没有成为城市发展细胞的村庄，至今依然保留着它们的‘喜剧性’。”叶齐茂的这个发现，再次证明了一个事实，欧洲村庄承载着太多的历史符号。 叶齐茂访问了著名电影《音乐之声》1960年代拍摄的外景地，奥地利的萨尔斯堡农村。他发现，45年过去了，那里的村庄与电影上的村庄的形体特征没有多大变化，那种地方的、民族的和平民的建筑语言、集体的记忆、地方的建筑材料和地理和气候条件依然如故。 “欧洲经过了400年的工业化，经过了不计其数的战争，但是，至今仍然保留着异彩纷呈的乡村住宅风貌。” 艺术牧场 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有大量的伐木场和新开发的别墅小区。在莱茵河畔的村落旁，也能看到巨型的化学工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不时可见。 如今，欧盟旗帜鲜明地指出，自然的和文化的资源是推进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在国民层面，正如前文所述，在欧盟所推荐的4个农村发展论题中，人们选择最多的项目是“最好地利用自然的和文化的资源”。 尽管直到今天，叶齐茂也没有在理论上搞明白什么是“最好地利用自然的和文化的资源”，不过，在访问中，他见到了一些“最好地利用”的案例，很好地协调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 荷兰“艺术牧场”项目就是一例。 2000年，有15位热情的景观艺术家提议把整个欧芬加瑟地区改变成为一个“艺术牧场”，即通过建设一条贯穿于整个区域的艺术路径，把自然景观和芦苇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大规模的田野艺术作品。这就是现在享誉世界的威尔比荷兰国家自然公园。 欧芬加瑟地区位于荷兰东部，面积为340平方公里，是著名的湿地和自然保护区，有着多样性的动植物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经济上，是荷兰重要的养殖地区，那里生活着4.2万人。 当初，景观艺术家们的构想，用芦苇为野生动植物建设一个良好的栖息场所，在每年的5-10月间，为徒步的、骑自行车的和划船的旅行者提供一个享受田野艺术的场所，增加他们对于自然景观的兴趣。 2003年，这个项目开始启动的时候，地方社团联合会并没有马上接受这项提议。他们对这个项目充满了疑虑：这种开发方式是不是可持续的，或者说这种开发方式会不会干扰当地的养殖业和破坏自然环境？这个项目开发以后是不是可以让当地人参与进来，也就是说是否可以为当地人创造工作机会和增加收入？ 艺术家不仅说服了地方社团联合会，还调动了当地居民，特别是学校的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以主人翁的省份参与到这个项目的设计和建设。2004年，欧盟总部为这些项目提供了2.2万欧元、其他公共基金提供了1.6万欧元，私人基金提供了1.6万欧元。 2006年4月，当叶齐茂来到访时，“艺术牧场”已在接待旅游者。 叶齐茂感兴趣的是，“艺术牧场”项目如何处理自然资源的开发对当地居民的生活的影响，如何把当地居民和旅游者都包括到自然资源的开发中来，并协调他们的利益冲突。 在欧芬加瑟地方政府森林管理部门的旅游中心，叶齐茂见到了艺术家和当地居民共同制定的项目计划文件。这份文件以及相关的录像记录了项目设计过程中当地居民参与的过程，包括与当地居民的谈话，艺术家对整个项目艺术背景的解释，地方政府官员的谈话。 “只有不破坏自然环境，不破坏农村社区已有的‘和谐气氛’，又能够长期调动社区‘居民参与’，‘最好地利用了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目标才能实现。”这是叶齐茂的心得。 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是，“艺术牧场”项目实施过程中，当地居民并不是“旁观者”，而是积极的“亲历者”，这有赖于两个主导艺术家的良好初衷。为了保证获得当地人所期待的社会的关注，两个艺术家广泛征求了当地各类社会团体和地方政府的意见，并邀请他们共同制定发展计划，解决了受益者和在生活和土地使用上的受影响者之间的关系。 2005年夏天，“艺术牧场”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同时举办了若干个艺术活动。直到今天，这个项目仍在继续之中，艺术家的工作越来越引起当地居民的兴趣，他们帮助艺术家寻找到观察自然的多种角度，提供了许多对自然界的新鲜视角。特别是中小学生在这个“艺术牧场”中，不仅能够领略到大自然的美丽风光，亲身经历养殖业的生产过程，也能在自然和艺术相结合方面获得一些教育。 “参与还在继续中，而只要当地居民参与进来，许多矛盾都可以被化解。这样才把一件好事真正办成好事。”叶齐茂强调说，“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再敦促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的民主管理，自我形成一道保护家园的防线。否则，说不定哪一天某个老板看中了这片田野和山林，他可以通过议会制定法律，然后合法地把它开发成高密度的居住区，或者修建一条高速公路以盘活他的另一片开发区。这并非危言耸听。” 一路走访下来，叶齐茂还常常见到许多地方政府张贴的要求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民主管理的公告，如“参与规划”，“建筑管理为你服务”，以及2006年将要举行的社区各类会议的时间表。 走进“后现代” 农村社区成为越来越多欧洲人的居住理想。“向农村进发！”——这是后工业时代欧洲城市人吹响的冲锋号角。最近这20年以来，与城市建设一样，整个欧盟工业化国家的“村庄建设”也进入了“后现代”阶段。 二战前，那里村庄的发展是土地扩展型的，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城镇发展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分离开来，把建筑修在平地上，占用了最好的农田。 二战后的头40年里，这些国家开始把村庄建设的重心转移到村庄基础设施的全面现代化，如为汽车进入农村而建的道路和停车场、集中的上水设施、分户的污水处理设施，集中垃圾收集和处理等等；同时，对农村土地使用功能的变更实施了严格的管理。所以，直到今天，这些欧洲国家的农田、牧场、山林和难以利用的土地仍然保留了国土面积的90%以上，而整个建设用地仅为国土面积的10%。 英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1947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城乡规划法》。这个法律给每个城镇和村庄划了线。这个法律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适合于当时情况的规划体制；对土地占用的补偿和争斗形成一个综合的解决办法，从而给合理的规划提供可能；为地方政府执行规划而购置土地提供财政补贴。尽管这个法律没有使土地国有化，但是，它使土地开发的价值国有化。 这就意味着，土地拥有者只有按现有目的使用土地的权力，而没有开发或改变它的使用目的的权力。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线外建筑住宅、工厂、商业设施，所有的地方都关闭了，农田也被保护起来。“发展规划”替代了战前的规划条款，所谓“发展规划”就是要求关注一个地区的土地使用现状和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其他要求。 其他欧洲国家也具有类似的法令来控制建设用地的过度开发，如荷兰，它是空间非常狭小的国家。荷兰政府认识到，如果把土地全部交给市场，由开发商运行，一两年后就没有土地了。因此，政府对土地使用、买卖和开发采取了严格控制的政策。每三四年，荷兰政府就更新政策，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这样，正如叶齐茂在这些老欧盟农村所见到的那样，现代化所引起的破坏性建设，在乡村只是非常局部的现象，由于它们的规模不大，恢复起来也并非十分困难。 1980年代中期，随着村庄基础设施基本实现现代化，除了公共服务设施还不完善外，居住环境比城市优越得多，因此，各国村庄建设立即面临了城市居民向乡村居住区转移和工业企业向农村地区转移的巨大压力。 十分幸运的是，环境保护主义和历史保护主义在1980年代后愈来愈成为欧洲社会的共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村庄居住用地的扩张，乡村规划部门特别控制了小城镇和乡村居民点周围的环境和资源，它们通过限制性规划保存了那些肥沃的农田，保存了那些环境资源，如河流、湖泊、小溪、沼泽、山坡，林木，等等。人类可以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创造一种产品，但是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制造出良好的居住环境，除非这个环境本身就存在。现在，这些环境和资源都成为了原先的农村居民在后现代时期逐步提高收入的极为宝贵的财源。 叶齐茂发现，进入后现代化发展阶段欧洲“村庄建设”似乎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一种逆反，对此叶齐茂充满了忧虑——“他们希望寻找回来的东西恰恰是我们一些地方正在摧毁的东西，如人的尺度、为人的道路、石板铺的路面、乡间小径；他们希望控制的东西恰恰是我们一些地方正在放任的东西，如村庄边界、开放空间网络、湿地等；他们希望实现的东西恰恰是我们一些人正在放弃的东西，如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那里的城里人往村里跑，中国的村里人往城里跑。” 套用钱钟书《围城》中的话语，“城里的想出城，城外的想进城。”-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际新闻 > 新民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