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安东尼明格拉：电影无国界(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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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28日16:03 新民周刊 | |||||||||
  安东尼-明格拉接受采访 “导演希望所有人都喜欢看他的电影，这是天性，而把投资收回来是导演的职责。” 撰稿／钱亦蕉(记者) 上午10：30接受上视纪实频道《往事》栏目的访谈，12：00接受几家纸质媒体的联访，下午3：00去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与影视专业的学生对话，第二天上午参加上海国际电
天堂电影院 记者：你成为电影导演是否与从小就喜爱看电影有关？ 明格拉：我想所有电影人都是电影爱好者，先喜欢看，然后才想到自己去拍。我小时候，家住怀特小岛，父母是意大利人，开了一家冰淇淋店。我们家隔壁就是一家电影院，每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就去卖冰淇淋，顺便也看会电影。8-11岁，我就这样看了很多电影片段。放映员是我的朋友，我得以进入电影放映室，所以童年我在电影院里印象最深的不是电影本身，而是通过放映室小窗口电影投射到银幕上的这个过程，很神奇。 记者：父母是意大利人，怎么会来到英国？这种身份的差异对你的成长有影响吗？ 明格拉：作为艺术家创作时，这种身份差异或许会带来与众不同的元素，但从家庭本身来说，我的家庭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在意大利比较贫穷，我的父母移居到英国，我们的生活很幸福。唯一不同的是我出生在一个很小的岛上，这与生活在英格兰本土的英国人肯定有差异，英格兰给我们的感觉是大陆，就好像中国大陆之于香港地区一样。 记者：据说你很喜欢中国文化，还有一个中国太太？ 明格拉：其实小时候我就对中国很感兴趣，已经记不得为什么了，人们在谈论童年时，一般不会记得很多事实，而是记忆碎片。我记得12岁的时候，我就向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写了封信，想了解一些中国的情况，于是他们寄给我一本《毛泽东思想》，还有一些中国故事册子。不过，我的太太和这些没有关系，我们是在大学里认识的，她是香港人，那时甚至都不会说国语。 记者：我们知道一开始你是编剧。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想成为一个电影导演的呢？ 明格拉：我并没有一开始就想当电影人，可以说我当导演的过程有些曲折。我爱音乐、绘画，爱一切有创意的事，那时我写歌曲，写剧本——我给舞台剧、广播剧写剧本，我觉得写作就像让我练习肌肉一样。我想我这样的人非常适合拍电影，有很多爱好，却没有哪一样特别精通。后来，我给电影写剧本，一般我会找演员讲戏，也与导演沟通剧本，有一次演员就问我：“你干吗要把剧本给其他人呢？你为什么不自己拍呢？”这真是提醒了我，于是我决定试试自己当导演。 五年时间，一部电影 记者：你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叫《一屋一鬼一情人》(Truly，Madly，Deeply)，后来有一首同名歌曲成了非常知名的畅销曲，这首歌与这部电影有关系吗？ 明格拉：是的，那首同名歌曲非常流行，后来我还碰到了那首歌的创作者，他告诉我他没有看过我的电影，但喜欢这个名字，所以就使用了它。事实上，“TrulyMadlyDeeply”这个标题在英国到处被使用，报纸杂志宣传画。我刚才还在跟我的朋友安迪说，或许，等我过世后，没有多少人会记得《一屋一鬼一情人》这个电影，但TrulyMadlyDeeply这个名字却会一直存在下去。 记者：你的几部作品都是根据经典小说改编的，像《冷山》、《天才雷普利》，还有《英国病人》。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英国病人》很难改编成电影，你为什么去尝试这样一个挑战？ 明格拉：我一直很喜欢迈克尔·翁达杰的作品，读到《英国病人》这部小说时，我觉得非常美，像一首诗，所以我就想把它改编成剧本。我和迈克尔有很多相似点，写作的方式相通，虽然很多人觉得《英国病人》不可能改编，但我还是决定要把它搬上银幕。这个浪漫的故事探讨了人性的共同点，不是根据地理或者是国籍(这个故事里的人们有来自英国、法国、匈牙利等各地)来定义人。我跟有些使用别人的剧本的导演不同，他们可能一年就能拍一部片子，甚至两部。我比较慢，《英国病人》写作剧本就用了1年半时间，整个拍摄过程长达5年。 记者：据说为了找到投资方，也费了一番功夫。 明格拉：是的。当时，我没有名气，我用的也都不是大明星，投资这样一部电影确实有点冒险。很多次，我都想放弃了，还好，最后我们找到了资金。一开始我们联系的是20世纪福克斯，但他们对整个演员阵容都不满意。很幸运我们遇到了米拉迈克斯，他们对我所有的规划和设计全部都接受，对此我很感激。事实上，和维恩斯坦兄弟的合作非常愉快，至今我个人的制片公司，仍与他们保持合作关系。 记者：事实证明《英国病人》非常成功，获得了9项奥斯卡奖，你当时什么感受？是不是觉得5年的艰辛终于得到了回报？ 明格拉：事实上，拍完《英国病人》后，我再也没有看过它。艺术的成果远没有创作过程来得重要，电影的拍摄过程就是我个人的生活经历，《英国病人》对你们来说是两个半小时的观影体验，而对我来说，它是5年的生命历程。在得知获奖的时候，我确实很高兴，像做梦一样，但已经不记得当晚确切的情景。我觉得有时高兴是为了父母家庭，我打电话给他们报喜，我要告诉他们这个淘气得叫他们头痛的孩子终于成功了。 电影无国界 记者：你是一个比较少产的导演，但今年你却拍了两部电影？其中一部是英国投资的吗？ 明格拉：是的。一部是好莱坞的《Breaking and Entering》，另一部是在英国拍的《The Ninth Life of Louis Drax》，非常小的成本，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美国电影对全世界的影响都很大，在中国，还有配额限制，在英国，这个问题更严重。英国电影院都排满好莱坞电影，英国本地电影要上映都很难。我自愿担任英国电影协会会长，就是想为英国电影做一点事。我觉得现在拍电影的资金不仅来自好莱坞，即使是一个美国公司，它的钱也可能来自日本或者德国，所以说资金的来源已经不是很好判断。真正重要的不是资金来源，而是电影本身。作为导演，我希望通过电影讲述故事，传递情感，那么我需要很多帮助，包括资金的帮助，但我并不在乎资金是来自美国、英国，或者中国。 记者：在新片《Breaking and Entering》中，你再次与裘德·洛和朱丽叶·比诺什合作，是否可以说虽然你在好莱坞拍片，但对欧洲的演员还是有特别的偏好呢？ 明格拉：不能这么说，我也和一些很优秀的美国演员合作过。我觉得国籍并不重要，电影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你不需要出示护照，就能从事这项工作。这个新片中，我的摄制组就来自不同国家，我的摄影来自法国，副导演来自澳大利亚，如果有机会，我也非常愿意与中国的电影人合作，比如梁朝伟、巩俐。确实，裘德·洛和朱丽叶·比诺什都是我很欣赏的演员，在《英国病人》中与比诺什的合作令人难忘，而裘德·洛，我们已经是第三次合作了，在选演员时，我只关注演技。我喜欢与熟悉的演员合作，因为拍电影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的团体工作，与熟悉的人合作要比与陌生人好得多，这样更容易把自己的情感传递给观众。 记者：作为在好莱坞拍片的导演，你觉得如何兼顾艺术和市场呢？ 明格拉：对于导演来说，商业上是否成功并非最重要的，电影是否表达了自己的理念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欧洲有些导演做一些人们不喜欢或者看不懂的艺术片，我也不赞赏这样的做法。我愿意做出人们喜欢的艺术形式，一方面保持自己的意见，同时又要取悦观众，取得一种平衡，像走钢丝，挑战很大。我想，导演希望所有人都喜欢看他的电影，这是天性，而把投资收回来是导演的职责。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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