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亲历者和死难者亲属讲述内心伤痛(图)

　　一个人的经历有时更能生动地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历史。

　　不管是“9·11”的亲历者、目击者，还是死难者的亲属，他们的经历和感受或许更能生动、准确地记录下2001年9月11日那天纽约世贸中心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一惨剧留给世人的心理创伤。

　　“9·11”五周年之际，谨以几个亲历者、目击者和死难者亲属的故事抚慰生者和告慰死者的灵魂。

　　Gerry Bogacz 以写作抚慰心灵

　　世贸中心82层逃生

　　2001年9月11日，大约上午10点，GerryBogacz终于从世贸中心北楼82层通过楼梯间跑下来，推开旋转门，来到了曼哈顿教堂街（Church Street）的阳光下。4分钟之后，世贸中心的南楼坍塌了。

　　GerryBogacz的工作间位于世贸中心的北楼82层。他能死里逃生，全凭他的嗅觉。他当时觉得嗅到的不是普通的燃烧气味，而是飞机燃料和计算机燃烧起来的气味。“我们当时知道要发生大事了。我们上面传来了很大的爆炸声，整个建筑摇晃得厉害。那时我们意识到，必须马上离开。爆炸声音非常大。我们选择走楼梯。当我们冲到办公室门口时，从上面涌下来很多浓烟，而且非常热，好像要阻挡我们出门似的。当我们到了楼梯的时候，仍然有很多烟，人们都非常慌张而且担忧，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有一些人曾经历过1993年的爆炸，会稍微好一点。当我们跑到较低楼层的时候，有消防队员来接应我们。”GerryBogacz告诉记者。

　　当时的电话线路很不好，大部分人都要打电话，因此大部分的信号都无法接通。但GerryBogacz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和家人联系上了。他说：“我跑过了大约40个街区，到了一个朋友的办公室，用他们的电话才和家里人取得联系。所以，我10点多跑出来，但是直到上午11时30分我才可以和家里人通上话，家里人这才放心了。”

　　写作是疗伤的良药

　　袭击刚刚结束的时候，人们都忙着善后，GerryBogacz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和几个同事组建了一个临时的办公点，搜集有用的材料和档案的副本，连接电话和互联网，安抚丧生同事的家人。

　　“在这次袭击中，我很幸运，身体没有受伤。但我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恢复。你知道，起初的6个月对我来说非常艰难。之后，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情绪就好起来了。不过，现在仍然有一些事情能触动我的心灵，让我回想起那天的情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对我来说，就要花很久才能平复这种伤痛，要好几年。”回忆起2001年9月11日那天的经历，GerryBogacz仍然难以平静。

　　不过，GerryBogacz没有单纯沉湎于这种悲痛之中，很快他就找到了另一种排遣的途径。“大约1年半之后，一切基本恢复了正常。我和其他几个幸存者碰头，觉得除悲痛之外还应该做点什么，我们应该联系‘9·11’幸存者并给予他们支持。这就是成立World TradeCenterSurvivors‘network网站的初衷。”

　　他们联系到了很多丧生者的亲人和幸存者，鼓励他们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他们的网站成了幸存者抒发自己感情和描述生活的场所，给那些仍然生活在“9·11”的阴影下无法自拔的人们一种认同感，进而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一个出路。

　　“9·11”之痛并未远离

　　“很多人只喜欢对其他的幸存者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是不太愿意写出来，我们并不勉强。对我个人来说，将自己的感受写出来就能够获得极大的安慰，恢复得更快一些。当然，我也学了一些药物治疗课程，有备无患。再者，组建这个网站对我来说帮助也很大。帮助别人，特别是那些绝望的人，对我自己的恢复也有很大的帮助。”GerryBogacz最后对记者说，“自从‘9·11’之后，我对世界更为关心了。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暴力事件，有了‘9·11’的经历，我更加能够感同身受地理解这些事情了。另外，我参加了很多类似“世贸中心幸存者网”网站的活动，认识了很多朋友，很多人特别有趣，以前我是没有机会和他们结识的。现在的纽约与5年前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它已经恢复过来了，但是纽约城内仍然有‘9·11’的伤痛，它并没有远离。”

　　采写/本报记者 储信艳

　　陈思进：随人流有序撤离

　　陈思进：1990年9月从上海赴美，2001年9月受聘纳斯达克下属的BRUTECN公司。“9·11”当天，他正在位于世贸大厦北楼第80层的8067号办公室上班，但他幸运地得以逃生。5年过去了，他上班仍不愿路过世贸中心遗址，即使纪念活动也不敢参加。

　　2001年9月11日，陈思进比平时早15分钟走进了8067号办公室。他电脑上的时间跳到8时43分时，他突然感到背后被人重重地推了一下，身体差点儿撞到屏幕上。他以为是地震。

　　其他同事站了起来。有人大声宣布：疏散。但是陈思进尚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给妻子打电话，发现电话、手机全然不通时，才感到可能发生了严重的情况，但仍没想到是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班机撞到了离他办公室仅有6层之遥的第86层。

　　电梯已经不通，逃生的人必须从楼梯走下去。楼梯大约1米来宽，按逆时针方向下旋。人们很有秩序地自动分成两排：左面离旋转中心近的“近道”让老人和妇女走，男士和青壮年自动选择右面。楼道里的人愈来愈多，一个紧贴一个，没有人推搡，更没有人企图抢先；看见谁显出走不动的样子，就会有人去搀扶一把。楼道显得很安静，偶而会听见有人轻声说话，却没有人慌张嚷叫。相互安慰和鼓励的话也不绝于耳：“别慌！要镇静！”“我们没事的！”

　　楼道里的人愈来愈多，又闷又热，下楼的速度也愈来愈慢。每人发到一张用水醮湿的纸巾，可以掩住嘴鼻。

　　整整一个半小时，陈思进终于从80层走到了一楼大厅。大楼外面人山人海，警察、消防队员、记者……一抬头，世贸大厦像一块融化的巧克力一样倒塌下来，巨大的轰鸣声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其间还夹杂着人的惨叫声，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更可怖的景象，黑色的浓烟高达四五十层楼那样，如漫天洪流急涌而来……

　　现在，陈思进正着手将自己的“9·11”经历和闯荡北美的故事搬上荧屏。

　　采写/本报记者 马晶

　　本杰明：住房楼顶眺望惨剧

　　本杰明：1999年起任法新社驻纽约记者，他的办公室位于世贸大厦59层，他的家与世贸中心仅一河之隔，“9·11”当天，他爬上自家楼顶，目睹了惨剧的全过程。5年之后，他仍不愿过多提起那段经历。

　　2001年9月11日早上，本杰明破例地打开了电视。“大约快9点钟的时候，一条报道突然插了进来———有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的一幢大楼。”起初，本杰明认为是一起事故。但不久另一架飞机又撞上了另外一幢大楼。“这有可能是恐怖袭击。”主持人说。

　　他怔怔地盯着电视看了好一会，才急急忙忙爬到自己住房的顶搂：滚滚的浓烟从河的另一边升起，刺耳的警笛声从大街上传来。他又跑下楼，开始给自己的父亲和朋友打电话。“开始一切还好，可是过了5分钟，电话就断了。”他又试着往办公室打电话，可是听到的总是令人揪心的盲音。

　　“许多年里，我都不愿意去回想‘9·11’。我想一切都过去了，就让它去过吧。太阳明天还会升起。”可是，有一年的“9·11”周年祭的时候，本杰明收到了同事寄来邮件。“那是有关世贸中心被袭击的照片，那时候我还在办公室里，可是我看着看着就哭了起来。”本杰明说。

　　如今，离”9·11“已经五年了，本杰明仍不愿意过多地提起这些痛苦的经历。他说，几天前他在上海街边的一家店子里看到了最新上映的美国大片《世贸中心》的DVD碟。“我静静地站在那里许久，最后还是决定不要去碰它。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

　　“愿死去的人安息，愿活着的人平安！”本杰明说。

　　采写/本报记者 龚峻岭

　　加德纳：满城寻找哥哥哈维

　　加德纳：现年30岁，纽约一家广告公司职员，哥哥哈维在“9·11”中失踪。现为非盈利组织“世贸中心团结家庭”（The World Trade Center United Family Group）发起人和执行理事。

　　2001年9月11日清晨，加德纳路过曼哈顿第五大道，看见市民聚集在商店橱窗外收看电视画面———“世贸大厦南塔冒着火焰和滚滚浓烟”。他顾不上看电视直播，因为他哥哥哈维当时身处遭袭的南塔第81层上。

　　到了任职的广告公司，他当即给家人和哥哥拨打电话。9时刚过，电话接通了，哥哥哈维说，他们困在办公室里了，不过现在很安全，让弟弟不用担心。这是兄弟间最后的一次对话。几分钟后，加德纳试着拨打哥哥的电话时，已经无法接通了，但他还是坚持一遍又一遍地拨打电话。

　　经过8小时的折腾，加德纳回到位于新泽西州的家，但他的哥哥哈维音信全无。随后的几天，一家人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哈维，他们走遍了纽约的每一家医院，没有一点线索。

　　后来，加德纳设立了一家网站，以便让更多失去亲人的家庭可以联系到对方。随着注册成员的增多，网站发展成为非盈利组织“世贸中心团结家庭”。

　　采写/本报记者 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