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汉语的贫乏还是思想的贫乏，当日本“小泉时代”结束、安倍晋三当选为新首相的时候，似乎非“暧昧”这个词语无以说日本、无以说日本的新旧领导人。当我在9月25日看到央视《世界周刊》给专题取的标题是“暧昧的日本”时，我苦笑一声：央视也是这么“没文化”；当我27日看到自己所在的报纸也弄了“有的事不能暧昧下去”的标题时，真恨不得扇谁几个耳光，说：拜托，请说“清晰的日本”好不好！
日本领导人的交替，我看到的是清晰———小泉坚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是清晰的；作为新首相，安倍说他将“不遗余力”地改善中日关系，保证要致力于修复与邻国之间的糟糕关系，称中国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这也是清晰的……种种已发生的，都清晰得一塌糊涂，你硬是弄一个“暧昧”来说事，这是为啥？
大江健三郎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致辞，题目是《我在暧昧的日本》，或者直译为《暧昧的日本的我》，这一举让日本的“暧昧”成名。大江健三郎所说的“暧昧”，是一种渗透在日本历史文化里的国民性；他的演讲从某种意义上，是对川端康成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致辞《我在美丽的日本》（或译为《美丽的日本的我》）的一种反叛。或许是《我在暧昧的日本》这个著名演讲的标题给人太深刻，或许是收有大江健三郎17篇随笔《我在暧昧的日本》一书不久前在中国的出版勾起了国人的回忆，或许是大江健三郎刚刚在9月中旬结束对中国的第五次友好访问，我们的媒体似乎掉进大江健三郎先生的“暧昧”陷阱里不能自拔。
美国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里就说：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贰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这是很清晰的“二重性”，人家美国学者都分析得这么清楚，我们怎么就愣是喜欢把今日日本说成是“暧昧”呢？
大江健三郎思想里的“暧昧”是一种“清晰的暧昧”，而今天我们的媒体所鼓捣的“暧昧”，真是“暧昧的暧昧”。可悲可怕的就是，对于日本和日本领导人的许多清晰作为，我们的媒体都一概爱用“暧昧”来概括。有的日本领导人没有诚实地对待历史，这是很清晰的；而日本知识界人士表示反对，如大江健三郎就曾和知识界朋友一起声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这也是很清晰的；即使刚刚上任的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那不也是很清晰的策略吗？
我们得承认，弄传播的媒体是粗浅的，没有什么“深入研究”，但如果学者也是这样粗鄙浅陋，也弄得“暧昧”一团，那就真的可怕了。譬如，对于靖国神社，有几个中国学者弄得清楚？连一部《靖国神社》的纪录电影，也是1989年旅居日本、在日本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的李缨历经8年所拍摄的。要知道，人家日本学者对中国方方面面的研究，可是那般的深入细致，我们常常听到“××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话，真让国人汗颜。
徐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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