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这个可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巨著《百年孤独》比肩的开头，以及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多角度转换的叙述方式，注定使土耳其作家奥尔汉·帕穆克惊动世界，虽然2005年瑞典文学院曾为此踌躇，并把奖项颁发给了英国剧作家品特。
但是帕穆克得以征服世界的不仅仅是叙述方式。瑞典文学院的颁奖公告说，帕穆克
的获奖理由是，“在寻找故乡的忧郁灵魂时，发现了文化冲突和融合中的新象征。”
事实上，这位在伊斯坦布尔土生土长的土耳其作家，除了1985—1988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三年访问学者，大部分人生在土耳其度过，直到现在还住在他1952年出生时的街区。但这看来并不妨碍他对东方和西方的深刻洞察———从帕穆克的早期作品《白色城堡》、《新人生》，直到《我的名字叫红》，无论是发生在今天的故事，还是远在中世纪的传奇，都逃不开东方与西方、理解与拒绝理解这样的命题。
《我的名字叫红》，这部刚刚在国内上市的译本，也是第一部被翻译成简体中文的帕穆克作品。小说看似一个如同《达·芬奇密码》般的悬疑故事，讲述了16世纪伊斯坦布尔的细密画艺术遭遇欧洲法兰克人绘画艺术的冲击而带来的选择、谋杀，追寻的却是“红色”所代表的神圣宗教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忆，探索的更是宏大的文明冲突话题。而《红》的缩影，某种程度上也许正是作者本人世界观的体现：就像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洲际大桥，既有不属于任何一方的忧郁，却又在两种文明中兼修并蓄，没有绝对的西方之“西”或者东方之“东”。
作为一个东方作家，他却用西方的叙述技巧成功地讲述了东方故事，却又超越了东西方的界限、并置东与西。 也许，这就是奥尔汉·帕穆克的独特文学谱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