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追求故乡忧郁的灵魂

　　本报记者夏榆 实习生马宁宁

　　10月12日下午1点，身材高大、满头棕发的瑞典学院秘书长霍雷斯·恩达尔像往年一样走出自己的办公室，穿过甬道，进入演讲厅，面对等候在那里的众多记者宣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

　　恩达尔宣读了由他起草的获奖公告，帕慕克获得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这条只有一句话的获奖公告，和奥尔罕·帕慕克满头银发却有着年轻面孔的照片，迅速发布在瑞典学院官方网站上。

　　次日，世界各大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用自己的话来注释这一句公告。

　　“诺贝尔评选委员会再也挑不出比奥尔罕·帕慕克更具争议的文学获奖者了。”美联社记者西莱尔·依达丽说。

　　帕慕克目前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他获知得奖的消息后说：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誉，也是我所代表的土耳其文学和文化的荣誉。”

　　诺贝尔的帕慕克

　　霍雷斯·恩达尔不愿意谈论更多的细节，除了重复瑞典学院的获奖公告，霍雷斯只对本报记者添加了一句解释：“帕慕克通过与东西方文化的联接，扩大了现代小说的根基。”

　　旅居瑞典的华裔作家万之与瑞典学院关系密切，他把帕慕克的获奖看成是瑞典学院出现的新气象：“帕慕克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作家。瑞典学院的院士敢把诺贝尔文学奖给他，说明学院在评奖立场和倾向方面的变化。帕慕克是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瑞典学院对他的选择预示着新生代作家开始登上诺贝尔奖的舞台。当然也意味着瑞典学院新生代院士的崛起。”

　　瑞典学员共有18名院士，目前有两名院士拒绝出席会议，即第15席女作家夏诗婷·艾克曼和第7席克努特·阿伦德。瑞典学院院士的任期为终身制，现任院士去世后，接替人选由其他院士投票决定。每年，由其中5位院士组成诺贝尔文学奖初评委员会，从多至数百位被提名作家中遴选出3至5名，由全体院士投票决定得奖者。

　　现年57岁的恩达尔位居第17席，1997年入选，担任秘书长，同时还是今年的文学奖初评评委，他的老师是前评委会主席、现坐第16席的谢尔·艾斯普马克。

　　位于第18席的女诗人卡塔琳娜·弗罗斯腾松现年53岁，1992年入选，也是今年的文学奖初评评委。

　　恩达尔是诺贝尔评选中最具实权的人，而弗罗斯腾松则是近年风头最劲的人。2004年，恩达尔和弗罗斯腾松曾联手力挺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当选。

　　在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帕慕克就是热门人选。当时，他因在接受瑞士媒体访问时说“3万库尔德人和100万亚美尼亚人被杀害，只有我敢提到此事”而被土耳其右翼团体告上法庭，罪名是“侮辱土耳其”。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结果宣布时间罕见地较往年10月10日前宣布的惯例推迟一周，院士克努茨·安隆德教授又在结果宣布前夕以抗议前年耶利内克获奖为由突然宣布退出瑞典学院。

　　这些事件结合在一起，引发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说法：由于政治方面的考量，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在是否把文学奖颁给帕慕克这一问题上意见严重分歧，致使文学奖揭晓时间延迟。去年10月和11月，帕慕克先后获得法兰克福书展的“书业和平奖”和法国外国文学奖，这也被不少媒体解读为欧洲文坛对他的补偿。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再一次在10月10日之后公布结果，难道又是帕慕克引发了评委的争议？

　　按照瑞典学院的规定，文学奖评选内情属高度机密，需保密50年。熟悉评选流程的万之认为，去年文学奖因帕慕克而推迟的说法可能性很小：“编造此说者明显不知道瑞典学院工作程序。学院规定只在每个星期四开会，而每年10月10日前后的这个星期四用来公布获奖者。公布有时在10日前，有时在10日后，具体看哪个星期四离10日更近。从工作程序上说，也不可能是这样的，如果到最后阶段还存在争议，也早用投票解决了。投票拍板后的工作还很多，比如秘书长起草的公告和颁奖辞起码还要所有院士开会过目一次，将公告翻译成其他语言的工作通常也需要至少一周。当年高行健得奖，我参与翻译公告，实际上提前10天就拿到了原稿。这说明文学奖得主的拍板肯定在9月底必须完成，怎么可能等到10月初那个星期四？今年的公布同样在10日之后，而且比物理奖、化学奖的公布又晚了近10天，难道又是争议所致吗？据我所知，马悦然上周四就离开瑞典出国旅行去了，这可以证明他们早投完了票，讨论过了颁奖辞，已经没事他才能走。”

　　被起诉的帕慕克

　　“帕慕克的争议性不在瑞典学院评委对他的投票，而在于他在东西方文化中显示出来的姿态。”万之说，“他身上体现出文明的交汇和冲突。他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关注和表达的是东方，他既是西方作家，又是东方作家。瑞典学院关注这个世纪文明冲突的国际现实，希望找到一个能体现这种冲突的作家，帕慕克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在帕慕克那个具有“忧郁灵魂”的故乡，他也一直充满了争议。

　　帕慕克的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的中文译者沈志兴，在土耳其居住过5年，他看见过帕慕克的作品在读者中受到的欢迎，也看到过帕慕克在土耳其遭遇到的批评：“在土耳其，帕慕克等同于摇滚明星、精神导师、诊断专家和政治评论家。但他也是被批评最多的作家——因为他的政治言论，因为他接受西方媒体访问表达的激进观点。”

　　《泰晤士报》关于帕慕克获奖的报道说：“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对于挑选了这样一个曾经提到过亚美尼亚和库尔德大屠杀的人能够获奖而感到羞耻；而对于土耳其的作家来说，他们认为这一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于某些人来说，帕慕克的胜利代表着土耳其在经过数十年的文化自省、改革后，终于以一个西方国家的姿态出现；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不过是代表着西方臆想中的土耳其。”

　　差异的焦点在如何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亚美尼亚人。欧美主流舆论比较接受的说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杀害的亚美尼亚人约有100万人，亚美尼亚等国认为这是20世纪的第一场种族屠杀。土耳其历届政府均激烈否认种族屠杀的指控，认为亚美尼亚人是死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时的内战，且死亡数字被严重夸大了。

　　由于“亚美尼亚屠杀”不被土耳其官方认可，因此作家触及这个话题，容易引发诉讼。继帕慕克去年被起诉之后，今年8月，女作家艾丽克·沙法克又因为在新作《父亲与私生子》中有“一个亚美尼亚妇女讲述家族1915年遭遇大屠杀”的内容而被起诉。这些官司，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常被冠以“政府起诉作家”。事实上，帕慕克和沙法克的诉讼，起诉者均为土耳其国内右翼团体。

　　卡莫·克斯是土耳其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团体的领导者，也是起诉帕慕克的律师。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瑞典学院公布的消息使他感觉很羞耻：“这个奖不是因为帕慕克的作品颁给他的。颁给他是因为他的言论，他对亚美尼亚屠杀的言论，因为他轻视我们的民族价值，作为一个土耳其人，我感到耻辱。”

　　就在诺贝尔奖公布的前一天，法国国会通过了“否认亚美尼亚屠杀即为违法”的议案。这为帕慕克的反对者提供了炮弹——帕慕克因为讨好西方而获奖。奥默·恩兹，一位土耳其著名诗人反应更激烈，他说，“如果你问从事严肃文学的人，他们会把帕慕克放在名单的末尾。土耳其文学没得诺贝尔奖，奥尔罕·帕慕克得了。报纸的头条将是：奥尔罕·帕慕克，他接受 ‘亚美尼亚屠杀’的说法，他得了诺贝尔奖。”

　　针对外界的批评甚至官司，帕慕克曾经说：“一个作家的政见与社会、政党和他所属的团体、他致力于的政治事业毫无关系。一个作家的政治信仰来自于他的想象，他把自己想象成别人的能力。这种力量使他不光挖掘人所不知的人性本质—— 它还使他声援那些无法表达自己，愤怒被忽略、言辞被镇压的人们。”

　　“小说不仅表达了一个民族的骄傲和喜悦之情，还有愤怒、脆弱和羞耻。因为他们唤醒了读者的羞耻和傲慢这些情感，与此同时令人不齿的是我们仍旧看见了狭隘的爆发——书被焚毁，作家受到迫害。”去年，帕慕克在接受2005年法兰克福书展书业和平奖时说，“小说的历史就是人类自身解放的历史：我们把自己置身于他人的角色里，发挥想像释放真正的自己，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自由……这个我尽心竭力了30年、令人安慰的领域，大部分仍源自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世界，但是想象力——一个作家的想象力——赋予这个固定化的日常世界更多的特性、魔力和灵魂。”

　　伊斯坦布尔的帕慕克

　　帕慕克不是多产作家——从事写作20年，只出版过7本小说和1本自传；帕慕克不是一个好动的作家——除了在纽约担任访问学者的3年，他一生中的其他时间都呆在土耳其，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他成长的那条街道上、那套老房子里。

　　帕慕克成长于一个充满书卷气息的家庭。他的家人都喜欢看书，父亲有一个不小的私人图书室，当帕慕克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父亲会对他提起一些伟大的作家——托马斯·曼、卡夫卡、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

　　在很早的时候，帕穆克就通过这些伟大的作家和欧洲连在一起。但是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来自伊斯坦布尔一个狂热追逐西化的家庭，因此渴望并相信国家可以比实际上更加西方化”。那是因为这些作品是来自欧洲的伟大艺术成就。

　　“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为成功地游弋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而广为人知。他们的想象力受到这种离乡背井的滋养，而养分的汲取却并非通过根部，而是因为无根性；而我的想象力却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视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属于这座城市，因为它造就了今天的我。”帕慕克在去年出版的自传《伊斯坦布尔》中这样写道。

　　“但是我们活在一个由大规模迁移和富有创作性的移民所定义的时代中，因此我有时很难解释我不仅待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待在同一座楼里的动机。”在《伊斯坦布尔》中，他回忆，“母亲悲伤的声音又回到我耳边：你怎么不出去待一阵子，你怎么不试试换个环境，去旅行？”

　　很少旅行的他依靠的是想象。“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并不觉得孤单：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某个地方，在一栋跟我们家相似的房子中，住着另一个奥尔罕，长得跟我几乎像孪生兄弟，甚至一模一样……”

　　他从这种想象中建立起对文学的认识。帕慕克曾这样谈及作家与文学的关系：

　　“在每个伟大的小说后面都是作家亲自进入到另一个角色，然后把心得带给大家——他的动力和创造性来自于他对自我身份的界定。如果哪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我要做的就不仅仅是研究这只昆虫，想象一下屋子里的其他人看见我慢慢爬过墙壁、天花板时候有多么厌恶和恐惧，连我的父母都忍不住朝我扔苹果。我得想办法变成卡夫卡。但是在我想象自己成为别人之前，我必须事先做点调查。我最需要思考的是——这个我需要发挥想象的人，他是谁？这个一点都不像我们的人表达着我们最初的憎恨、恐惧和焦虑。我们清楚地知道，正是这些情绪点燃我们的想象，给予我们写作的动力。 ”

　　在那本为他赢得广泛赞誉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里，开篇第一句就是：“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一具尸体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接下来的每一章都有一个不同的讲述者：“我的名字叫黑”、“我是一条狗”、 “人们将我称为凶手”、“我是你们的姨父”……

　　从欧洲文学传统中汲取了养料的帕慕克，对欧洲文明充满了感激。“提起欧洲就不能不说到小说。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孩子和年轻人第一次深入地接触欧洲就是通过小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捡起一本小说，然后慢慢走进欧洲的疆界，来到一个新鲜的大陆，进入新文化和文明中去——学习，在这些小说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一种新的方法表达自己，并且相信自己就是欧洲的一部分——这就是我最初的感觉。”帕慕克说。

　　“欧洲对于土耳其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脆弱的话题。我们站在门口，充满希望和善意却忐忑不安地敲打着你们的大门，期待着你们能批准我们的加入。我和其他土耳其人一样怀着热切的希望，但是我们都有种‘沉默的耻辱感’。土耳其敲打着欧洲的大门，我们等了又等，欧洲向我们许愿后又忘记了我们。”

　　“沉默的耻辱感”使帕慕克不断地回到他故乡的灵魂中，回到自己的内心里，他不懈地追寻、探求，不倦地聆听和表达。美国作家理查德·伊德尔在《纽约时报书评》的一段话可以看成是对帕慕克的画像：“帕慕克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他的书里有最辉煌也最撼人的内在东西方战争，他的书本中溢满了无限的圣洁与罪恶。”

　　“我已经死了，不过你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并没有消失。”这是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中的旁白，也是他对他的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象征。然而，无论如何，到12月的时候，帕慕克将接受价值140万美元的支票，一个印有诺贝尔头像的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离异的帕慕克将带着女儿参加12月1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盛大晚宴，迎来他文学生涯最光荣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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