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法国参议员谈死刑废除：你见过死亡的颜色吗

巴丹戴尔

巴丹戴尔著作

巴丹戴尔著作

巴丹戴尔著作-为废除死刑而战

　　-叶知秋

　　深秋的巴黎，今年意外地尚存暖意。在塞纳河边一栋19世纪的楼宇，我应邀来到巴丹戴尔先生的家中，作为法国外交部邀请的访问学者，与这位78岁的老人，谈论他一生为之燃烧的事业——废除死刑。

　　参议员罗伯特·巴丹戴尔，是法国废除死刑的道义象征。在世的法国政治家中，他无疑是最得民众敬重的一位。如一位法国朋友介绍的，巴丹戴尔是一位已进入历史浮雕群的人物，是法兰西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理想的“一个活着的传统”。30多年前，巴丹戴尔是一位极力反对死刑的著名律师。1976年，被告亨利绑架并杀死一位8岁男童，激起媒体和政界的巨大义愤，“99%的法国人支持死刑”的呼声几乎响彻整个法兰西。已很少判处死刑的法国，因此案的社会影响，连续出现7例死刑判决。这时巴丹戴尔以他集律师、政治家、学者和人权斗士于一身的辩才，作出了也许是人类史上最杰出的反对死刑的辩护，挽回了亨利的生命。他在最后陈词中说，“当一位母亲的泪水汇合进另一位母亲的泪水时，正义到底在哪里？”让法官和陪审员紧握的拳头终于松开。

　　此后，巴丹戴尔接连奋战，前后将6名公众认定必死的被告，从死亡的刑罚中拯救回来。1981年，密特朗总统任命他为司法部长，推动法国通过了废除死刑法令。1986—1995年，巴丹戴尔担任宪法委员会主席，成为政坛的第5号人物。2003年后，他任参议员和巴黎大学法学教授，开始关注在全世界推动废除死刑的事业。2004年他曾访问中国，并与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会面。他的回忆录《为废除死刑而战》，中文版已在国内出版。会谈结束时，巴丹戴尔先生将他刚出版的一本文集《反对死刑(1971—2005)》送给我，其中收录了30多年来他反对死刑的辩护词、议会演讲、对话和论文。

　　这位年迈的斗士的脸上，已隐去几分英气与激情，但谈吐间的睿智和刚毅，却有增无减。他坐在我对面，手无箭矢，前倾的身体却仿佛一张强弓。背后是巴丹戴尔先生祖母的一幅油画，以一种温情俯瞰着这场围绕死刑的交谈。

　　国家要尊重人的生命，敬畏人的生命

　　叶知秋：巴丹戴尔先生，请允许我以一个哲学化的、而不是法律化的问题，来开始我们的谈话。对你而言，死亡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什么是人的死亡？

　　巴丹戴尔：死亡就是生命的终止。如果要加一个形容词的话，那就是在陆地上的生命的终止。

　　叶知秋：您的意思是否意味着，人的生命具有永恒的性质？

　　巴丹戴尔：我不知道。我惟一能肯定的是，死亡是我们在大地上的终止。大地之外的，我想我很快就会知道了。

　　叶知秋：我知道福柯和德里达和你都是朋友，他们也是反对死刑的。福柯对酷刑和监狱的论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德里达提出一个看法，他说死刑判决是一种“宗教性的”仪式，就像对国家的一种献祭。我的理解，其实死刑的本质是一种国家主义的崇拜。你在亨利案的辩护中也曾将死刑的执行称为“一种司法献祭”。你认为一个现代国家，需要死刑作为一种日常的献祭吗？死刑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如何？法国是西欧最后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法国自大革命以来，在西欧也是国家崇拜和中央集权特征最突出的国家，这之间是不是有关系呢？

　　巴丹戴尔：我认识德里达很久了，他这个观点在哪篇文章？我很奇怪为什么要把死刑视为一种原始献祭？除非只是一种比喻。

　　叶知秋：他2001年访问中国，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中这样说的。他将死刑与一种神学政治联系起来。他在那场演讲中也提到了你，说你在1972年为本坦斯辩护时，曾在广播里听到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死刑违宪的判例，受到鼓舞。当时美国最高法院以宪法修正案第八条“禁止特别残酷的刑罚”为依据，判定当时的死刑执行是“特别残酷的刑罚”。但后来死刑执行方式改变后，多数州又恢复了死刑。

　　巴丹戴尔：我尊重宗教和神学的看法，不过我更喜欢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我引用一句雨果的话，“死刑是残酷和专制的一种永久性的标志”。毫无疑问，死刑是专制国家的一个永远的记号，因为死刑肯定了国家对于公民的绝对权力，反复地肯定。法律通过各种具体的标准和细节，为国家争取这种判处死刑的权力。当代的民主制度，是根据一种道德的准则来定义人权的。人权的第一个权利与此密不可分，那就是对生命本身的尊敬。每个人都享有这个权利，犯罪的人，他自己不尊重这种权利。但一种民主的法律，必须要尊重这个权利，不管罪犯尊不尊重。是否杀人，这是国家和罪犯的区别。最绝对的权利，就是国家要尊重人的生命，敬畏人的生命。这不是一个人类学的或宗教学的视角，这是与近代以来形成的人权价值体系分不开的。反对死刑的哲学的根本立场就在于此。如果你信仰上帝，你可以把这个起点改为，生命是上帝给予的，也只有上帝才能收回。我是一个法学家，我从人权的角度，来判断死刑的反人权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