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

　　中国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

　　叶知秋：近年中国也发生了几起著名的谋杀冤案，如聂树斌先生在执行死刑10年之后，警方抓到了真凶。而佘祥林被控谋杀妻子，10年之后他的妻子回到了家中。这些案件被广泛报道，使死刑问题也开始被公众讨论，一些学者明确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人民网”上开辟了专题讨论和民意投票，反对废除死刑的比例是50.4%，比当初的法国更低，不过这只是

部分网民的倾向，只是互联网上少数受教育程度较高、接受信息较广并对这个话题有热情的那部分人。中国的最高法院，将从2007年1月1日起，收回曾长期下放给各省的死刑复核权。院长肖扬最近发表讲话，表示收回死刑复核权后，要“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尤其是对“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或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更要“慎用死刑立即执行”。你如何看这一变化？你曾经与肖扬会面，你们一定谈到了死刑问题。

　　巴丹戴尔：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两年前访问中国，与肖扬先生见面。他是一位很优秀的法学家，我对他的印象很好。我向他阐述了我对死刑的看法。他承认从哲学上说，废除死刑是应该的，是早晚的事。但他向我介绍了中国的一些情况，表示你们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当然，我并不同意他的看法。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更艰难的问题，我想问，你们有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叶知秋：社会观念的转变的确是很难的。除了媒体和知识分子在观念上的启蒙、宣传和辩论以外,在技术上，废除死刑与很多制度问题紧密相连，所以有许多逐步限制死刑的主张。譬如目前有68个可判死刑的罪名，减少罪名，尤其是防止新增死刑罪名，是一个努力方向。在中国还有大量财产性犯罪适用死刑，废除财产性犯罪的死刑，停止用杀人来维持财产秩序,也是学者们建议的一个方向。但这个问题又跟中国当前的反腐败连在一起,很多老百姓认为废除死刑就是便宜了贪官，甚至和“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传统有关联。这也是渐进论的一个困难，如果不能一视同仁地看待生命，废除死刑的主张可能会缺少道义上的力量，甚至演变成另一种社会不平等。

　　另一种大幅度的限制主张，是只能以杀止杀，必须把死刑局限于谋杀罪，罪犯都没有杀人，政府怎么能杀人呢？先把死刑局限于谋杀罪，杀人的严重性才不会被其他的罪名掩盖，杀人才会成为最不可容忍的犯罪。肖扬先生最近两年开始呼吁减少死刑，今年7月1日开始，各省法院对所有死刑案件的二审进行开庭审理，这也是一个好的变化。

　　奥运与赦免

　　巴丹戴尔：人类史上即使有死刑，也通常是和赦免制度相联系的。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时候，希特勒曾经同意这一年之内不执行死刑。他虽然没有明确地承诺，但德国在这一年的确停止了死刑的执行。在以前的法国，总统拥有赦免权，要对每一个死刑犯作出个别的决定，是否一定要执行死刑。特赦制度对国家领袖的良心是一种反复的试验。所以蓬皮杜总统在1970年3月的电视讲话中说，“每一次我面对死刑犯，每一次当我一个人独自作出决定时，都是对我的内心争战的一次公开展示。”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我向中国政府提出倡议，在2008年奥运会这一年停止判处死刑，或者停止执行死刑。只是暂时性的，让这一年成为无死刑年，你觉得如何？

　　叶知秋：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倡议。你的想法使我想到基督教的“禧年”，旧约的律法中记载，每隔50年要将一年作为禧年，在遍地给一切居民宣告自由。一切被仇恨、劳役或契约所约束的人与物，都要自由。犹太人从来没有实行过禧年，因为他们信心不足。天主教的历史上曾经有两次宣告禧年，罗马的教宗宣布赦免一切人的罪孽。按照圣经的观念，公义不等于刑罚，完美的公义一定伴随着赦免，赦免是律法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没有赦免制度的死刑制度，一定是不公义的。

　　另外，中国古代社会也有不定期的“大赦”制度。皇帝遇到国家大事比如登基、建储、大婚或天灾的时候，就会颁布普遍性的减免刑罚的命令。中国史上社会最和谐的唐朝，“大赦天下”的次数也最多。一个著名的皇帝唐太宗在贞观年间颁布赦令，罪不分轻重，包括死罪在内，全部赦免。

　　巴丹戴尔：希望中国的律师、法学家和作家，有更多人来思考废除死刑的问题。我相信人类对生命的尊重，最终将会战胜对罪恶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