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审判是有限的 是一定会犯错的

　　人的审判是有限的，是一定会犯错的

　　叶知秋：我注意到你喜欢引用雨果。德里达曾说，欧洲的作家通常都反对死刑，但欧洲的哲学家通常都不反对死刑，因为对他们来说，死刑的正当性，就等于国家的正当性。不能杀人的国家还能叫国家吗？除非你相信，在国家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对基督徒来说是上帝，对法学家来说是人权，对雨果来说，“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

主义”(《九三年》)。所以废除死刑，就等于取消“人民主权”的绝对性。法国的国会在很长时间内，和英国的国会一样，“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以外，什么都可以做”。而你的主张，等于是再给人民主权加一个限制，“议会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以外，也不能把活人变成死人”。你的这个逻辑继续下去，就是对议会立法的违宪审查。所以你在担任宪法委员会主席时，要求改革宪法委员会只能对法案进行“事前审查”的做法，而由普通公民来启动对国会立法的违宪审查。可惜你的提案失败了。迄今为止，法国的国会和人民都不太愿意接受对议会主权的进一步限制。

　　我知道在法国废除死刑的过程中，天主教会发挥了相当大的道义力量，也给了你极大的支持。你和一位主教是朋友，在亨利案中，你甚至引人注目地传唤一位狱中神父出庭作证。

　　巴丹戴尔：是的。在1972年，法国的天主教首次明确了他们的态度。他们(法国主教团社会委员会——笔者注)发布了一份主教声明，其中说，“将一个人处死，就是否定他有重新做人的可能；对基督徒来说，就是怀疑‘宽恕’的强大力量，就是否认‘救恩的普遍性’与‘重生的可能性’。”所以主教们说，“社会，即使是经过正规的审判，也不能以一个人有罪为借口而处分他的生命。生命权是绝对的，死刑是无视人的血肉生命的一种极端形式。”我很尊敬这样的立场。

　　叶知秋：对你一生反对死刑的价值信念，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描述，你是一位不可知论者，但你相信天赋人权是高于国家和司法权力的一种信条，人权的价值受到几百年来的法治文明的论证、呵护和坚固，正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所说，“法律除非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所以你一再强调废除死刑是一个道义范畴的问题，不是一个技术性的司法问题。废除死刑所代表的那种不可置疑的、不可被削减的人权价值，对你而言是作为法律人的一种信仰。

　　巴丹戴尔：你说得不错。我是根据政治哲学和人类的理性，来解释人权的绝对性。不过我还可以增加一个经验主义的论据。“非公正的司法”，这个结论不是从理论上说的，而是从现实中说的。在现实中，永远都是“人在审判另一个人”，而不是上帝在审判犯罪的人。人审判人，一定不公正。因此人的司法不具有绝对性，也不应该具有绝对性。人的审判是有限的，是一定会犯错的。

　　叶知秋：我这样理解，法律设置了一种程序，把一个人放在审判者的位置上，但他仍然不过是人，而且是有限的，甚至在内心可能是和被告一样脆弱和卑微的人。法律只能设置一个物理上的位置，不可能设置一个道德上的宝座。

　　巴丹戴尔：是的，所以一切判决都是相对的，也只可能是程序意义上的。如果人间的司法能够判决死刑，就等于否定了司法的模糊性，也就否定了审判权本身的正当性。没有死刑，司法是可以依据正当程序而成立的，一旦有了死刑，人的司法就不能成立。

　　叶知秋：你的看法对多数中国学者来说，显得很尖锐。康德说，死刑的惟一正当性就是它的公正。这是支持死刑的理由，同时也是反对死刑的理由。在基督徒看来，“罪的代价就是死”。这个命题在形而上的层面是正确的，但在人类经验中是错误的。废除死刑是废除“一切人对一个人的死刑”，我记得这是罗伯斯庇尔在大革命之前说的。很讽刺的是，他曾经也反对死刑。在康德的命题里，也可以这么说，人对人的死刑，其实都是一种“私刑”，因为上帝的审判属于上帝，但人间的法庭无法满足公义的绝对要求。

　　巴丹戴尔：事实上各国的司法经验，都充满了死刑判决的错误。如美国1970年到2000年，共有642人被处决。同一时期却有87位死囚在处决前被推翻判决。(《经济学人》曾对此评论说，如果每出7架飞机就要掉1架下来，早就应该停飞了——笔者注)。有学者说，最大的问题是辩护律师的懒惰和无能。在对抗制的诉讼下，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水平是相对的，而决定他们水平差距的，就是当事人的财政能力。这也是相对的。所以美国监狱中的死囚，以穷人和黑人居多。美国判决死刑的案子多集中在南部，如德州、密州。那里的黑人被判死刑的比例，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人口比例。在死刑制度下，对经济水准越低的社会群体就越是不利(如台湾1955—1992年共处决482人，基本特征是“初犯，18至30岁，初中毕(肄)业以下文化，工人或无业者——笔者注)。

　　另外法官的判决也充满了各种相对性。如法国的经验，一个案子在死刑判决前两天，发生了一起广受关注的冤案，于是法官改变态度，本来要判死刑的人就不判死刑了。又比如穷人，国家虽然会给他指派律师，但在财政能力和法律水准的悬殊下，人的一些激情和情绪就会被过强地表达出来，影响整个诉讼。比如种族歧视的、排外的、仇富的观念被渲染出来。但一个人的生命如此尊贵，是不应该被这种或那种偶然性所决定的。偶然性的存在，显出了死刑判决的荒谬。死刑把人类的偏见最大化地带入审判之中。通过死刑，人类社会的一切不公正因素都被放大了。

　　叶知秋：事实上，如果一个法庭对死刑判决的公正与真实没有绝对的确据，却仍然判处被告死刑，这时候，死刑和谋杀就失去了区别。但又有哪个法官敢确信自己的判决绝对公义呢？

　　巴丹戴尔：所以理解死刑的实质，是人审判人、人杀死人，就能回到一个经验主义的常识。人不能杀人，即使是通过法庭。另外，即使是考虑到社会目标，死刑与犯罪率并没有直接关系，这也是各国司法经验的常识。全世界129个废除死刑或停止执行死刑的国家，并没有因为废除死刑而引发更多的人犯罪，他们的社会治安不比有死刑的国家差。有一些国家出于这种顾虑，曾经临时性地废除死刑，像英国、加拿大和

　　死刑与民意

　　叶知秋：1921年，瑞典废除了死刑。一位死刑专家曾说过，“迄今为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过半民意赞成才废止死刑的。”你提出废除死刑法令时，法国的民众也有62%在调查中持反对意见。基于你的信念，人权的价值是否超越在一时一地的民意之上？一个世俗化的民主国家，并不意味着民意决定一切，而是一个以人权价值为磐石的国家？你当时曾经反对将死刑问题诉诸全民公决？

　　巴丹戴尔：人权当然高于民意。但我们没有强迫民意，而是按民主程序去影响民意。以前蓬皮杜和德斯坦两位总统都不赞同死刑，但他们顾虑民意，不敢公开反对死刑。到了1981年总统竞选时，密特朗明知多数民众仍然主张死刑，还是以强硬的姿态表示，如果我当选，我一定要废除死刑，这是我的信仰。结果法国人还是选择了他当总统，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是渴望左派上台的。他上台后任命我做司法部长。这就是以民主的方式对待民意。如果政治家是机会主义的，一件事他竞选时不说，上台后开始做，或者说了却不做，那就是非民主的，是对民意的欺哄。

　　叶知秋：可惜多数政治家都是机会主义的。

　　巴丹戴尔：也许是的。至于全民公决，根据法国宪法，只有涉及国家体制变更的重大事项才应交付全民公决，死刑废除只是一个刑事法律的问题，在议会的权力范围内。把议会应有的权力交还给全民，看起来是一种更民主的诉求，其实是反民主的，是违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