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魂28小时 我们以为自己死定了

　　34岁的霍莉·谢尔顿生活在伦敦，是个英语教师。她的母亲、67岁的詹妮是个退了休的秘书，和丈夫马丁住在英 国什罗普郡的什鲁斯伯里附近。

　　2006年6月，霍莉和母亲一起到南美国家玻利维亚度假，结果被持枪蒙面人绑架。今年2月1日，霍莉通过媒体 ，讲述了在死亡边缘徘徊的那惊心动魄的28个小时。

　　霍莉·谢尔顿／文建平／编译

　　

　　终于回到了英国。一天，我路过一个办公室时，听到有人撕开胶带的声音，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一刻，我仿 佛又回到了玻利维亚——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我的脑袋，我的全身都在颤抖，蒙着面的绑架者“嚓”地一声撕下一条胶带，用它 紧紧缠住了我的手，又撕下一条，贴在我的嘴上。

　　我和母亲遭到绑架，已经是近8个月前的事了，我们经历了始终在死亡边缘徘徊的惊心动魄的28个小时，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我们都在担心，这会是自己的最后时刻。如今，虽然心中的恐惧和伤痛在逐渐消退，但我仍然无法忘掉这一切。

　　

　　意外享受“专车”待遇

　　那是2006年6月15日，我已经在秘鲁呆了4个月，在西北部城市特雷希略的一所学校里教英语。我呆在这里的 第4个月，母亲终于答应来到这里，好让我带她游览我已经爱上了的这个国家。

　　我一直渴望旅行。21岁从英国威尔士格拉摩根大学毕业后，我曾为一个环境机构工作，到过南亚、

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除了少年叛逆时期外，我一直和母亲很亲密。我有两个姐姐，父亲是个退役军官，我的父母都是经验丰富的旅行者。不过 ，75岁的父亲宁愿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度假，母亲则更喜欢冒险，我们曾一起在野外长途跋涉，在露天宿营。

　　当我提议母亲和我一起游历秘鲁和邻国玻利维亚时，她有些担心。她听说那里的犯罪率居高不下，经常有旅游者失踪 ，但我打消了她的这个顾虑。

　　最初，一切都很美好。在秘鲁和玻利维亚之间的“的的喀喀湖”度过了愉快的3天后，我们到达了属于玻利维亚的湖 边小镇科帕卡巴纳。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拉帕兹。当时是下午5点，我以为我们错过了最后一班旅游巴士。这时，我听到有 人在喊：“最后一辆开往拉帕兹的汽车！”我和母亲兴奋异常，想都没想就上了这辆私人经营的小巴士，一个扎着长长的黑辫 子、穿着大花T恤衫的女人微笑着欢迎我们。她的丈夫就是司机。我们上车时，车上还有一个乘客，是一位中年玻利维亚人， 似乎得了重感冒。我们坐下来后，我开始礼貌地用西班牙语和他们攀谈。

　　车子开动了，当我无意中往车子后面看去时，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头——路边还有不少等车的人，但这辆车似乎并不打 算停下来让他们上车，几乎成了为我和母亲准备的“专车”。司机只顾猛踩油门，似乎什么都顾不上了。我这才注意到，司机 带着耳机，通过手机在和别人通话。他的声音很平静，我听不出有什么问题。

　　

　　遭遇“预谋绑架”

　　

　　

　　车子到达拉帕兹郊区的贫民区时，天已经黑了。司机来了个急转弯，把车开上了一条土路。我对此感到不快，司机通 常会绕些路，但是此刻前方没有任何房屋或灯光。突然，一辆红色汽车冒了出来，在我们前面来了个急刹车。我还没来得及探 究究竟发生了什么，车门就被拉开，4个蒙着面的家伙冲进车来。他们挥舞着手枪。“不许动！不要出声！”他们用西班牙语 喊着。情况一片混乱，有人把我拉到地板上，用手捂住了我的嘴，我能感到，枪顶着我的脑袋。我一心想着我的母亲，她已经 67岁了，受到这样的惊吓，很可能会犯心脏病！

　　我大脑的一部分告诉我，一定要保持冷静，我不是个小姑娘了，我要承担起责任，我了解这个国家，还会说西班牙语 ，我必须保护我的母亲。我想：一定要让母亲坚强起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司机此时什么都不做，她的妻子也没有惊声尖叫。这时，有人用胶带把我的两个手腕缠在一起。我 意识到，绑我的人就是那个乘客，他因为感冒不停地吸着鼻子。

　　此刻，我终于明白，这是一次有预谋的绑架。我立刻意识到我们的处境有多么危险——他们是职业绑架者，我们要保 住性命，全靠他们一闪而过的怜悯。

　　我试图保持冷静。“我有些钱。”我说。我要表明自己没有反抗的意思。“我知道！”我身边的男人喊道。随后，他 们用胶带封住了我和母亲的嘴，给我们戴上眼罩，把我们丢在车子的地板上。车子继续开。

　　我们被带到一所房子内，随后被丢在床上。我的眼睛被眼罩蒙住，我看不到母亲，但我能感到，她就在旁边。我发誓 ，一定不能让她受到伤害。这时，有一只手伸进我牛仔裤的口袋里，在找钱包。我知道他们也会这样对待母亲，我感到愤怒， 却无法安慰她。

　　

　　被当成“百万富翁”

　　我被拉到一个凳子上，枪口顶着我的头，然后，有人扯掉了我嘴上的胶带，取掉了我的眼罩。有人拿着我的

银行卡在 我眼前晃动。“密码！”一个声音说。随后，他们把枪对准了母亲的头。母亲是个脆弱的人，一点儿小事往往就能让她掉泪。 但此时，我很为她骄傲。她的声音颤抖，说出了银行卡的密码。

　　他们似乎一共有6个人，3个人离开我们去找取款机，其他人留下来看着我们。在低语声中，我听到撕胶带和切割硬 纸板的声音，我感到害怕：他们会不会是在做简易的棺材，或者是在准备什么东西，好在打死我们的时候消除枪声？

　　很快，出去的人回来了，他们在数钱。突然，一个家伙蹲在我身边。原来，他们只拿到了25美元，对此很生气。“ 我们要5万美元！”他用威胁的口气说。我浑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我试图解释，我是个教师，挣不了多少钱，但他不相信。 在贫穷的玻利维亚人看来，每个欧洲人都是百万富翁。“你必须和我们配合！”他喊道。“我们会的，我们会的！”我答应着 。我建议他们再到取款机那里试一试。我希望拖延时间。

　　我的这个答复使他们平静下来。他们给我们戴上眼罩、封住我们的嘴后，就去休息了，不一会儿，我听到了打鼾的声 音。

　　那是我经历过的最恐怖、最孤独的一夜，我的脑子里时刻在“预演”着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会不会杀死我和母亲？ 在杀死我们之前，他们会不会强奸我们？也许我能够承受这一切，但我的母亲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我的父亲和姐姐会为此而 心碎的。

　　母亲一直在生活中安慰我，鼓励我，现在该轮到我了。我们的手被绑着，我扭动身体，费力地用手指触到了母亲的肩 膀。这是坐进那辆汽车后，我们第一次有身体的接触。虽然只持续了1秒钟，但作用很大，母亲急促的呼吸缓和了。不论发生 什么事，至少我们还在一起。

　　

　　对陌生人充满猜疑

　　第二天早晨，我要去上厕所。一个绑架者跟着我，他担心我会逃跑，坚持要留在厕所里。我很尴尬，也很害怕，但我 知道，这是我和他交谈的一个机会。如果我能使双方的关系缓和，或许他会不同意杀死我们。因为戴着眼罩，我只能瞥见他的 鞋。其他人穿的都是运动鞋，只有他穿着黑皮鞋。他的声音显得年长一些，似乎不那么刺耳。

　　我含着眼泪对他说，我的父亲在等着我们回家。“我们会死吗？”我抽泣着问。“我们通常不杀人。”他冷静地说。

　　绑架者拿到了更多的钱，总共有3000英镑，似乎感到比较满意。他们把我和母亲带到另一个房间，我极为害怕， 以为他们要强奸我们。这时，我听到了一个欧洲口音，一位女性正在说出银行卡的密码，接着，我又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知道，又有新的被绑架者和我们到了一起。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绑匪已经拿到了钱，承诺会放了我们。那个多少有些和气的男人对我说：“再等等吧。”此 时，我们已经被囚禁了24个小时。

　　夜幕降临，我听到小巴士在屋外发动的声音，感到有了生还的希望。我听到有人把母亲带到了屋外。此后，一个人来 到我身边，试图把手伸进我的牛仔裤，我求他不要这样。这时，另一个家伙阻止了他，因为他们没有时间非礼我了。

　　我们被带进汽车，汽车开始颠簸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们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然后打死我们吗？ 刚才试图非礼我的那个男人还在摸我，可我不敢反抗，担心会激怒他。此时，我惟一想着的就是要活下去。

　　突然，汽车来了个急刹车，车门被打开了，我感到，车上的人在被推出去，一直在骚扰我的那个绑匪不肯放手，直到 受到呵斥，才把我推出车外。此后，小巴士开走了。

　　我一头扎进母亲的怀抱，放声哭泣，而另外两个荷兰人似乎还没有缓过劲来。

　　我们被丢弃在贫民区边缘的山上，我们拉着手，跌跌撞撞地走进市区，找到了警察。警方许诺，一定要抓住绑匪。他 们开车带我们去查找可能囚禁我们的地方，但每栋房子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警方说，在过去6个月里，这一带绑架事件频发。

　　我和母亲决定按计划完成剩下的两周旅程，我们不想让绑架事件破坏了我们对南美的印象。然而，绑架事件对我和母 亲造成了不同的影响。我比较平静，但母亲一提起这件事就会掉泪，这让我有一种负罪感。回到家后，她不愿对朋友谈起此事 ，跟家里人也几乎不提。

　　我们从此对陌生人充满了猜疑，在路灯较暗的街上行走也会感到害怕。将来我会更加小心，但绑架事件不会阻止我再 去旅行。毕竟，我们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到了错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