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私生子千里寻亲：我何时才能找到生身父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数万名短暂驻留德国的盟军士兵与德国女性成了情人，并在那里留下了后代。这些在德国 被称为“敌人私生子”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受尽了屈辱，如今，他们已步入老年，寻找亲生父亲的愿望也变得愈加迫切。德国 《明镜周刊》的一篇报道，展示了他们在寻亲过程中的艰辛与无奈。

　　本报特约记者陶蹊

　　

　　不知道

　　父亲姓什么

　　“寻人：一位黑头发的美军士兵，1952年2月驻守在德国的施韦因富特，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姓氏不详。认 识此人者或能提供相关线索者，请立即与他的儿子赫伯特·哈克联系。”

　　这是出现在互联网上的一个寻人的帖子。尽管字里行间透着寻找亲人的渴望，但里面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少之又少， 发帖人找到亲人的机会，注定非常渺茫。

　　发布这个寻人帖子的是赫伯特·哈克，他今年54岁，是柏林一家小

出租车公司的老板。哈克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 他很小的时候，根本不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父亲，这使他经常受到小伙伴们的嘲笑。“那时我非常害怕新学期开学，”哈克回 忆说，“在开学的第一天，班上的每个同学都要站起来说出父母的名字，而我在说了母亲的名字后，总要说‘我没有父亲’， 这时全班就会哄堂大笑。”

　　这种窘境一直陪伴哈克度过了少年时代。此后，哈克才从母亲约翰娜·哈克那里，得知了自己从小“没有父亲”的原 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被盟军分区占领。像其他地方一样，约翰娜的家乡施韦因富特也驻扎了许多美国大兵。 1952年2月，约翰娜在舞会上遇到了一个英俊、

幽默的美军士兵，迅速与之坠入爱河。那名美军士兵和约翰娜约会了3次 ，还拜见过她的父母。两人商定了第4次约会的时间，但那名美军士兵并没有出现。约翰娜去当地的美军军营询问，得到的答 复是“那名士兵所在的部队已被调往朝鲜”。此后，约翰娜再也没有得到那名美军士兵的任何消息，她甚至还不知道他的姓氏 ，只知道他的名字是“查尔斯”。

　　10个月后，约翰娜生下了一名男婴——她与“查尔斯”爱情的结晶。由于不知道孩子生父的姓氏，约翰娜只能让孩 子随自己的姓，给他取名为“赫伯特·哈克”。

　　

　　军方的答复

　　永远是“查无此人”

　　那时，德国有上万名与约翰娜遭遇相似的妇女。在战后窘迫的日子里，她们或出于真爱，或迫于生计，或者在被强迫 的情况下，与为数不少的驻扎在德国的盟军士兵建立了情人关系。那些盟军士兵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苏联 人，等等。许多德国人对这些“与敌人苟合”的女人极为不齿，他们称这些女人为“荡妇”或“美国佬的情人”，将她们与盟 军士兵所生的孩子称为“敌人私生子”。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统计，仅在西德境内，战后出生的此类婴儿就至少有66700 人；在苏联占领下的东德，这种情况也很普遍。

　　32岁的科拉·安塞尔米就是一名苏联红军军官的后代，她的祖母、现年80岁的露丝·赖希曾是那名苏联军官的情 人。

　　1946年，在莱比锡的一个新年舞会上，赖希发现，一个衣着整洁、神情高傲的苏联青年军官，整个晚上都站在舞 厅的门口，一直盯着她。“舞会结束后，他送我回家，”赖希回忆道，“到了我家后，他说第二天再来。”第二天，这位名叫 安德烈·耶萨扬的苏联军官果然又来了，并为饥饿的赖希一家带去了食物。

　　此后，耶萨扬几乎每天晚上都到赖希家，并带去生活必需品。赖希深深爱上了耶萨扬，并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她至今 都记得，耶萨扬把他们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抱在怀中，亲昵地呼唤“小家伙”时的神情。沉浸在爱情中的赖希并不在意邻居们在 她背后说三道四，即使曾有人在大街上冲她吐口水。

　　但是，当他们的孩子长到1岁时，耶萨扬却“消失”了。这名苏联军官的房东告诉赖希，有一天，耶萨扬被送往苏军

医院治疗肺病，此后便没了消息。

　　60年来，赖希每时每刻都在思念耶萨扬。“我总是憧憬着这样的画面：门突然开了，他就站在那里。”赖希说。令 赖希伤感的是，她和耶萨扬的儿子、科拉·安塞尔米的父亲已经去世。在父亲留下的日记中，科拉惊奇地发现，父亲一直都在 痛苦地寻找“他的父亲”，一直想知道祖母口中的安德烈·耶萨扬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科拉曾多次通过俄 罗斯军方的档案部门查找，但对方的答复永远都是“查无此人”。

　　

　　“专业寻父服务”

　　是个骗局

　　同科拉的父亲和赫伯特·哈克一样，盟军士兵与德国女性的后代们几乎都未曾见过他们的父亲，他们从小就背负着被 人称为“私生子”的耻辱，长大之后，不少人萌发了寻找生父的强烈愿望。然而，找寻过程是极为艰难的。他们的生父——那 些盟军士兵，当年留下的姓名、家庭住址等往往语焉不详，许多人在离开德国时甚至没给他们的情人留下任何信息。当他们的 后代试图通过查阅盟军当年在德国的驻扎情况来寻找线索时，又往往被告知“那仍然是军事机密”。最近几年，盟军的战后档 案逐渐解密，但由于保管不善，许多档案已经遭到破坏或干脆无迹可寻。

　　强烈的寻亲需求甚至在德国催生了一个产业——“专业寻父服务”，一些咨询公司宣称能够通过特殊的渠道，接触到 美、英、俄等国家的战后档案，以“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技能”为盟军士兵与德国女性的后代找到生父。

　　赫伯特·哈克曾试图委托法兰克福的一家咨询公司寻找他的父亲“查尔斯”。他把手头所有与“查尔斯”有关的信息 都给了该公司，并向对方支付了560欧元。4个月后，赫伯特收到了该公司的一封电子邮件：“我们发现您是查尔斯·G· 阿莫斯的后代，他已经在朝鲜战争中牺牲了。”赫伯特要求该公司给他提供一张父亲的照片。很快，他就收到了照片。但那是 一张坟墓的照片，墓碑上主人的面貌非常模糊，难以分辨。“那个人应该是你父亲的弟弟。”这家公司在邮件中称。

　　赫伯特·哈克并没有轻易相信咨询公司的调查结果，他通过美国军方的档案部门查询有关“查尔斯·G·阿莫斯”的 情况，结果被告知，这个“查尔斯”从未在德国的施韦因富特驻守过，因此不可能是他的父亲。此时，赫伯特·哈克终于明白 ，这家公司所谓的调查，就是一个骗局。

　　

　　只想回到

　　父亲生长的地方

　　个人力量的薄弱，缺乏政府支持，以及相关中介服务的不规范，这些都使盟军士兵与德国女性的后代寻找生父的过程 十分艰难。数十年来，能找到生父的“幸运儿”寥寥无几，弗朗茨·安塞尔夫就是其中的一位。

　　现年55岁的安塞尔夫住在波恩，他花了30多年的时间寻找他的父亲。“我从小在一座孤儿院里长大，其他孩子都 叫我‘小美国佬’，”安塞尔夫回忆说，“我那时就想，你们都认为我是美国人，我一定要找到父亲，成为一名真正的美国人 。”

　　安塞尔夫的父亲名叫路易·G·克雷格，曾在驻德美军中服役。1950年，克雷格退役，在一个从事德国战后重建 的美国机构中谋到了一份差事，仍然留在德国。就在那一年，克雷格遇到了安塞尔夫的母亲芭贝特，两人建立了情人关系。此 后不久，克雷格就返回美国，那时，芭贝特已经有了身孕。她给克雷格写信，希望能前往美国与他相聚，但昔日情人冷冰冰的 回信却让她心碎。“我不能把你留在我的记忆中。”克雷格在信中说。那封信现在保存在他们的儿子安塞尔夫手中，但安塞尔 夫不相信父亲会那么绝情，他仍然希望能找到父亲。

　　1971年，安塞尔夫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他得知父亲路易·G·克雷格住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韦斯顿，当过多 年的市长和议员。然而，当安塞尔夫满怀希望地赶到韦斯顿时，却得知，63岁的父亲在几周前去世了。为了确定克雷格与自 己的父子关系，安塞尔夫向当地法院提出申请，从克雷格的遗体上提取DNA样本，进行亲子鉴定。这个“非同寻常的要求” 直到20多年后才被批准。1996年，克雷格和安塞尔夫的父子关系得到了确认。

　　父子关系被确定后，安塞尔夫希望能完成另外一个梦想——成为一名美国人。他向美国政府申请公民权，却被拒绝。 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他在21岁前依据亲子关系申请美国国籍，才有可能被批准。这给了安塞尔夫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并 不打算放弃，希望通过向法院上诉获得公民权。“我从小就把美国视为祖国，因为那是我父亲生长的地方，”安塞尔夫说，“ 我只想回家。”

　　参考资料

　　

　　战后对德国的

　　分区占领

　　1945年5月8日，德国战败投降。当年6月5日，美、苏、英、法4国代表在柏林签署了《关于击败德国并在德 国承担最高权力的宣言》等3个文件，宣布4国分区占领德国。占领区划分如下：德国东部为苏占区，西北部为英占区，西南 部为美占区，西部为法占区；大柏林地区也被4国分区占领。4国占领区总司令组成“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对各占领区进 行协调管理，驻扎在德国境内的美、苏、英、法等国的士兵一度超过百万。1955年，4国对德国的分区占领宣告结束。